【王符研究】王符及其《潜夫论》（3）

据《后汉书·王符传》知，《潜夫论》一书是王符一生的重要遗著，全书十卷三十六篇。然而这部著作到底作于何时，前人和今人均有不同看法。清代，多数学人认为《潜夫论》作于东汉桓帝之时，为王符晚年之作。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符生卒年月不可考。本传之末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里，符往谒见事。规解官归里据本传在延熹五年，则符之著书在桓帝时，故所说多切汉末弊政。”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亦言：“以其本传考之，节信之著书，当在桓帝之世，虽以耿介忤时，发愤著书，然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汉末弊政，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比也。”今人刘树勋先生则认为，《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不是在东汉末年，不在桓帝之时，而是东汉中期，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王符评传》）我们认为，以上两说均失之偏颇。首先，清人认为王符《潜夫论》一书作于东汉桓帝之时，为王符晚年之作，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一方面，桓帝之时王符年将八十余岁，不是他著书立说的最佳时间段。另方面，桓帝延熹五年，皇甫规解官归安定，王符前往拜谒，“规素闻符名”，说明王符的学术名望在桓帝之前就很大了。所以，皇甫规才对王符破格接待：“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手而还，与同坐，极欢。”而且事实上我们从王符拜谒皇甫规及皇甫规破格接待王符这些材料中推断不出王符《潜夫论》一书作于东汉桓帝之时的结论。其次，刘树勋说王符《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不是东汉末年，不在桓帝之时，而是在东汉中期，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此说也未必妥当。如果按照刘先生的意见，《潜夫论》的写作年代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这就等于说王符从顺帝初年开始到桓帝延熹末年即到王符的卒年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就没写什么，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刘树勋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一结论，是根据《潜夫论·叙录》中王符针对“《实边》第二十四”所说的“边既远门，太守擅权，台阁不察，信其奸言，令环郡县，欧民内徒，令又丘荒，虑必生心，故叙录实边第二十四”的一段话，从而得出王符《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不是在东汉末年，不在桓帝之时，而是在东汉中期，在安帝年间，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的。他说：“可见王符写《叙录》时，内迁边民尚末返回故土，而边民归里，是顺帝永和四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潜夫论》写于安帝年间，成书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王符评论》）就此，我们认为也是不妥的。《潜夫论·叙录》中王符针对“《实边》第二十四”所说的一段话，只仅仅是对“《实边》第二十四”写的序，而非《潜夫论》全书之序，它至多也只能证明《潜夫论》中的《实边》篇写于何时，而不可能证明整个《潜夫论》的三十六篇写于何时。而且，《潜夫论·叙录》中王符针对“《实边》第二十四”所说的一段话，也不能证明《潜夫论·叙录》写于何时。当然，安帝年间，王符三十多岁不到四十岁，精力充沛，是著书立说的黄金时期，《潜夫论》中的大多篇章写于此一时期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断然认定《潜夫论》全书就一定完成于这一时期。如前所言，因为从这一时期到王符死时还有四十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说王符的学术活动也就是《潜夫论》的成书是在东汉中后期，具体而言也就是东汉和、安、顺年间比较稳妥。事实上，王符在《潜夫论·叙录》的总论中也说的很清楚：“夫生于当世，贵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阘茸而不才，先器能当官，未尚服役，无所效其勋。中心的有感，援笔纪数文，字以缀愚情，财令不忽忘。”可以看出，《潜夫论》是王符在长时间以内断断续续写成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我们之所以要反复斟酌王符《潜夫论》的写作时代，其目的是为了比较准确地评价王符的思想及《潜夫论》的学术价值。东汉和、安、顺年间是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特别是安、顺年间，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已经日益凸显，当然还不是桓、灵之时的“主荒政谬”。所以，他始终站在维护东汉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厉数其弊端并提出中兴的措施和办法。主张尊君重令，以法治国。认为东汉社会的政治昏暗、吏治腐败是因为君不施义、吏不守法而造成的，是与务本者少，浮食者多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王符一生经历了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整个历史过程，目睹了东汉社会各种矛盾和现实。其《潜夫论》十卷三十六篇，数十万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哲学、历史以及社会风俗等多个方面和领域，讨谪物宜，痛切时弊，内容丰富，见解新颖，足以窥见东汉中后期朝政腐败，政权衰微，社今动荡，民生调敝的现实状况在政治思想方面，王符明确提出了尊君重令，隆礼重法，考功择人，以贤兴国，富民为本，正学为基的政治主张。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官吏横行。对此，王符指出要对那些“妄违法之吏，妄造令之臣”，坚决实行“诛杀”。（《潜夫论·衰制》）认为“民之所以不乱者，上有吏；吏之所以无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顺行者，国有君也；君之所以为尊者，身有义也。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政以出令，而贵贱贤愚莫得违也，则君位于上，而民治于下矣”。（《潜夫论·衰制》）可见社会动荡，民生调弊，其原因在于君不施义，吏不守法，政令不通，宪禁不止。所以，他强调，所谓“治国者”，“行赏罚而齐万民者”也；所谓“乱国者”，“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也；所谓“亡国者”，“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也。（《潜夫论·衰制》）把国家的兴衰治乱与法令之严威，吏治之清明，民众之安乐结合在一起。东汉中后期浮侈者多，游手者众，治本者少，对此，王符指出“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寒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安得不为非奸宄，奸宄繁多，则吏安能无严酷；严酷数加，则下安能无愁怨者多，则咎徵并臻，下民无聊而上天降灾，则国危矣。”（《潜夫论·浮侈》）因此，他倡导“崇本抑末”，“返本离末”，认为“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他说；“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又说；“教训者以道义为本，以巧辩为末；辞语者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列土者以孝悌为本，以交游为末；孝悌者以信顺为本，以华观为末；人臣者以忠正为本，以媚爱为末。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潜夫论·务本》）王符通过对本末关系的分析和论证，抓住了诊治东汉中后期社会弊端的吗要害。东汉中后期“阀悦取土”，“朋党为奸”，“群司贡荐，竟进下才”，对此，王符提出了以贤治国的主张。认为东汉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争相引荐，造成入仕为官者要么“以族举德，以位命贤”；（《潜夫论·论荣》）要么“窃名伪服，侵以流竟，权门贵仕，请谒繁兴”；（《后汉书·左雄传》）要么“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要么“行与言谬，心与口违”（《潜夫论·交际》）的现象皆“衰世之务”，坚决主张选官择人必须坚持考功效实的原则，把国家的兴亡与推行贤人政治结合了起来。正因为如此，清汪继培言：“王氏……其言用人行政诸大端，皆按切时势，令令可行，不为卓绝诡激之论。”（汪继培《潜夫论笺·序》）在王符的政治思想中，最具个性特点的是他的民本思想。他认为发展生产，加强教育，以民为本是治国的根本途径。他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德义。民贫则背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成太平之基，之休徵之祥。”（《潜夫论·务本》）可以说，王符的政治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体现了人民的共同愿望，具有者积极的进步意义。他的目的是出于维护东汉地专制政权统治，其基本点是通过富民顺民以达到维护东汉地主阶级的专制政权。他说：“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故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尚不光荣也。”（《潜夫论·遏制》）可以看出，在王符看来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遏制腐败，整治吏治，反对浮侈，崇本抑末，富民教民，以民为本。只有这样，乱源自然也就消除了，社会自然也就安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