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研究】傅玄及其《傅子》【印象庆阳网】（5）

在认识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傅玄针对魏晋之际巧言饰辨之风盛行的不良风气，提出了“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听言必审其本，观事必效其实，观行必考其迹”（《傅子·通志》）的认识论观点。傅玄的这一观点与东汉王充“事有证验，以效实然”（《论衡·实缸》）的唯物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在历史观上，傅玄也提出了诸多颇有新见解的思想和观点。诸如，他看到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劳动是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农业在社会生产部门中居于重要地位；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道德行为；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以及国家的职能等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朴素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和学说。

总之，傅玄的哲学思想在魏晋时代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魏晋时代，玄风盛行，学者们多以《老子》、《庄子》、《周易》为其立言之本，以“名教”“自然”之辩、“本末”“有无”之争见长。而傅玄却十分注意从实际生活中，特别是注意从观察自然、总结自然知识和生产经验中深究天地之源与自然之理，从而建立起了他自己的哲学体系。

傅玄《傅子》是一部较为完备的政论和史论著作，其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博采众家之说而自成一家之学，善于针砭时弊而又勇于独立思考。当然，其基本立场是为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服务，为房间统治者出谋划策。诸如，傅玄认为：“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也；罚者，政之大威也。人之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杀之也。为治审持二柄，能使生杀不妄，则其威德与天地并矣。民之所好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善治民者，开其正道，因所好而赏之，则民乐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恶而罚之，则民畏其威矣。……故夫威德相须而济者乎。”若“独任威刑而无德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民不乐生不可得而治也。有过立政，能使其民可教而治者，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傅子·治本》）强调赏罚兼施、礼法并用、德威相济的为治方略。又如，傅玄说：“贤者，圣人所与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举贤为急。”（《傅子·举贤》）“君不独兴，必有良臣。况帝王之佐，经国之任，可不审择其人乎。”（《傅子·授职》）因而，“治国家者，先择佐，然后定民。”（《傅子·授职》）强调知人善任与任人唯贤的重要性。如此等等，其基本点都是为了拯救处于危机中的魏晋统治政权。

傅玄其人其书，之所以受到当时和后世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推崇和称赞，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为探讨封建统治者的为治策略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在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为了寻找自己的统治策略，在先秦，就曾提出过各种学说和思想。道家提倡绝仁弃智，儒家倡导仁义礼教，法家主张法术并用。而秦始皇统一六国，摒弃百家，尊法一统，其结果导致速亡。汉王朝有鉴于秦亡之教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也未能包治百病。所以，自西汉贾谊提出“仁义恩厚”与“权势法制”的两手策略之后，封建统治者及其知识分子无不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作为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中心课题。董仲舒提出“明教化”、“正法度”；桓谭提出“王霸”并举；王充提出“文武张设，德力具足”；王符提出“兼并威德”；仲长统提出“德刑”并用。傅玄的“先礼而后刑”，“先刑而后礼”，“德威相济”，“礼法殊途而同归”的思想，正是对韩以来学者们提出的两手策略的继承和完善。他与前辈学者们所不同的就在于强调“德威相济”必须具体分析具体情况，以现实的需要而定，即治世先礼而后刑，乱世先刑而后礼，这就多少避免了空疏浮泛之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