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征文比赛获奖作品选登⑦丨落脚点

摘要:前几天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电话响了。铃声在安静的清晨里,犹如一根针,挑开了那层薄薄的安静。我从床上弹起来,抓起外套往应急值班室跑。走廊里已经有脚步声,领导和同事一边走一边系着衣扣,谁也没说话。命令一条接一条的传达进来,我把上级部门的要求全部记下,再一条一条回过去。窗外的天色,正从墨黑一点点洗成灰蓝,很淡的灰蓝,淡得像水。

落脚点

高钰章  华池公路段

前几天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电话响了。铃声在安静的清晨里,犹如一根针,挑开了那层薄薄的安静。我从床上弹起来,抓起外套往应急值班室跑。走廊里已经有脚步声,领导和同事一边走一边系着衣扣,谁也没说话。命令一条接一条的传达进来,我把上级部门的要求全部记下,再一条一条回过去。窗外的天色,正从墨黑一点点洗成灰蓝,很淡的灰蓝,淡得像水。

等我抬起头,院子里的车灯正好拐上国道。两点黄光在山影里晃了几晃,就被夜色收走了。山还睡着,路已经醒着。领导和同事,已经出发去巡查了。

那天我站在队伍里,不是队伍外。后来我总想起那个清晨:九十年前,也有一群人在这样的天色里赶路。他们走的,是没有路的地方;他们走过去,便有了路。人这一辈子,大约都是在找这样一个地方,能落下脚,也能安下心。我想写的不是教科书上的长征,是脚下这段路,和这条路上活着的人。

我的老家在张掖。八月报到时我是坐着火车来的,一路向东,窗外的颜色慢慢换了:来时是河西的戈壁黄,过了黄河,渐渐变成陇东的塬上绿。山变得圆润,像被一只大手把褶皱一个一个抹平了。第一眼看到华池,我觉得这是一座没被城市的喧嚣碰过的城:街道不长,节奏不快,子午岭的林子就候在旁边,把风都滤得温润,风里有一点松叶和泥土的气味。这里的日子是慢的,慢得能听见自己走路的声音。我在心里轻轻说:行,就这儿了。

入职没多久,单位组织我们去南梁。车沿着二将川进山,我原以为那不过是一次寻常的参观。后来才知道,这条川里的水,古时候叫华池水,我们县的名字,就是从它来的。走进陵园,最先撞进眼睛的,是那座烈士纪念碑。它通高三十四点一一七米,设计的人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日子,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直接造进了碑的身高里。碑座三面刻着六百零九位烈士的英名,刘志丹、谢子长……一笔一划,都是一个个真正活过的人。我沿着碑座慢慢走,走到正面时停住了:那里是空的。一整面无字碑,留给那些连名字都没能留下的人。谢子长牺牲时三十八岁,刘志丹三十四岁——比今年的我,只大七岁。山风穿过松柏,呜呜地响,像有谁在一遍一遍,念碑上刻着的名字。我头一回觉得,“烈士”两个字这么具体,具体得像我认识的人。有些人的名字,没有刻在石头上,刻在了这条山沟的每一个春天里。

从纪念馆出来,讲解员的话还一路跟着我。一九三〇年深秋,刘志丹在合水太白镇举起义旗,拉起一支一百五十人的队伍,后来人们叫它南梁游击队。四年之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当选政府主席,“十大政策”从这条山沟里发向四面八方。又一年,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在榜罗镇作出决定:到陕甘去。十月十九日,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片黄土地上落了脚。再往后,抗战军兴,这里又成了八路军奔赴前线的出发点。大凤川、豹子川搞过大生产,“北有南泥湾,南有大凤川”,那首《军民大生产》,就是从我们华池唱出去的。落脚点,出发点,都让这片山占全了。

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南梁精神这十六个字,不是从书里抄来的,是从这片山里长出来的。我落脚的地方,正是当年那支队伍落脚的地方。历史没有走远,它就站在我每天上班的路边上,不说话,也不走。

在河西,我从小听过另一个关于树的故事。一九五二年初春,嘉峪关外的戈壁滩上,道班的养路工们在地窝子前面种下一排杨树。风沙一年一年地刮,树一棵一棵地少下去,最后活下来的,是八棵。八棵树,站成了甘肃公路人的图腾:扎根戈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甘当路石。后来我知道,这叫“八棵树精神”,是“两路”精神在甘肃的传承。写下这十六个字的时候,我心里一动:我恰好就是从河西那片戈壁走过来的人。

而在陇东,也有一个人,用一辈子把这几个字走了一遍。杜克宽,华池公路段的老前辈,一九六三年从部队退役分到段上,养了半辈子路。退休后他回到华池县五蛟镇杜右手村的荒山上,又拿起铁锹接着“养”——只是这一回,养的是山。一棵一棵,一年一年,三十多年,几面荒坡被他种绿了几千亩。乡亲们叫他“守护荒山的绿色愚公”,二〇二二年,他的名字上了“中国好人榜”。坚守初心、艰苦奋斗、矢志不渝,长征精神这样大的词,落到一个人身上,原来就是日复一日的这一个动作。人把一件事做久了,山也会记得他。

这样的“干”,其实离我并不远。我们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廖海东同志:二〇二〇年陇南“八·一七”特大暴洪,他第一时间赶赴灾区,在齐腰深的洪水里统筹调度,一条一条抢通“生命通道”,在泥水里一守就是好几天,直到最后一支队伍安全撤离;二〇二三年积石山地震,他连夜奔赴震区,在余震中组织清障抢通;二〇二四年陇南“七·二二”暴洪,他又推动国道三一六线尚坝桥三个月重建通车。“冲得上、豁得出、守得住”,是省交通运输厅给他的九个字。我后来想,九十年前那些在雪山草地上赶路的人,靠的其实也是这九个字——路没通,人就不回头。

精神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词,是一代一代人干出来的。落脚点是什么呢?九十年前,它是一孔能让队伍歇脚的窑洞,一片能让革命生根的山沟;今天,它是一段平整的路面,一间深夜亮着灯的值班室。它得有地方落脚,落了脚,还得有人守。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难。

我们段管养的,是国道二二四线两段、省道二〇一线一段,桩号加起来一百零六点九四九公里,将近一百零七公里。我上班两个月,就在这一百零七公里上过来过去。刚来那阵子,我坐在车里看的是风景:山、树、天。不知从哪一天起,眼睛自己就掉到路面上去了:看接缝,看裂缝,看边坡有没有动静。风景还在,只是退到余光里去了。

“书本上的东西,得落到路上才算数。”这是我来华池段之后体会最深的一句话。跟着师傅上路巡查,看他们蹲下身子,一寸一寸查看路况、丈量边坡,我才知道一条路要看多少东西:沉陷、坑槽、裂缝,排水沟通不通,挡墙裂没裂。起初在我眼里,一条路就是一条灰带子,平的,长的,没什么好说的;现在,能看出不一样的地方了。路没什么好看的,看久了,却看出味道来。颜色深一块、形状歪一点的,那是病害在说话。一份巡查记录的背后,是这条路和路上每一个人的平安。这话从前是句道理,现在是我亲眼看见的。

我原以为,养护就是修修补补。现在才知道,它更像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下雨天,别人往屋里跑,他们往路上跑;雨下得越急,车出得越快。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出车巡查。前几天那个清晨就是,接到地震的信息,他们穿上衣服就出发了。路面施工的时候,他们就站在旁边盯着,一站几个小时,不敢有半分松懈。就像那个清晨,我在值班室里接路况讯息,他们在路上。原来这一行的作息只有一句话:路什么时候需要人,人就得什么时候在。

我当然还有明显的差距:规范不熟,现场经验几乎是空白。他们聊起病害,好多词我还接不上。但这两个月,路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是“守”这个字有多重。这个字的分量,他们守了半辈子,我才刚掂出来一点。

长征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是一天一天养出来的。九十年前,有人为中国革命找到了落脚点;今天,轮到我们让这条路站得住。我的岗位在这里,这条路,就是我要守的东西。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征。我的长征不长,满打满算一百零七公里;也不惊心动魄,是规范里一行一行的字,图纸上密密麻麻的线,是师傅嘴里那些我还接不上的词。这条路上没有雪山草地,只有沉陷、坑槽和裂缝;把它走通,靠的也不是一时的豪情,是把手里每一件小事做实:让标准长在手上,让这一百零七公里的每一处弯道、每一道裂缝都认得我,让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对得起路上走着的、坐着的人。我不着急。慢,也是一种走法。这条路,段里的人一年一年走了几十年,我只要跟得上。早一天,从“跟着干”,变成“顶得上”。

回到那个清晨。天亮透了,车回来了,还是出发的那几位。鞋上沾着泥,进门前先在台阶上跺两下,然后各自回屋,接着上班。路面完好,没有异常。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又一个普通的上午——普通得,他们自己都不会记得。

九十年前,有人给中国革命找到了落脚点;今天,我们给这条路做落脚点。长征胜利九十年了,山还是那些山,路还是那条路,只是走它的人,换到了我们这一辈。“落脚点”三个字,从那天清晨起,我大概会记一辈子。

编辑/赵俊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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