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深入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市文联组织市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别开展了“艺韵清风、廉润庆阳”主题创作征集与评审活动。自征稿以来,得到全市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共收到民间文艺、书法、美术、征文四类作品138件。
为深入推进廉洁文化建设,市文联组织市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别开展了“艺韵清风、廉润庆阳”主题创作征集与评审活动。自征稿以来,得到全市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共收到民间文艺、书法、美术、征文四类作品138件。经各协会专家公开、公正评审,共评选入选作品59件。现将征文作品予以选登。
征文类作品选登
1
塬上清风
汪永斌
庆阳董志塬的风,总是带着一种剽悍的土腥味。千百年来,这风从子午岭的密林中穿过来,从南梁的沟壑间掠过去,吹老了黄土,也吹老了塬上的人。只是这风,无论吹多少年,也吹不散那些刻在木头里的名字。
汪清源接到那个电话时,正在整理老窑洞里的遗物。发小赵大鹏的声音火急火燎,从手机听筒里蹦出来,像炒豆子一样噼里啪啦。
“清源,那个土地流转的规划图,你就高抬贵手,把那块荒地划到商业预留地范围里。兄弟我不会亏待你,三百万,一分不少。这是给咱们后半辈子的保障!”
挂了电话,汪清源的手心全是汗。三百万。他在这黄土塬上活了二十八年,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只要在电脑上轻轻挪动一根红线,他就能离开这满眼黄土的家乡,去省城定居,过那种窗明几净的日子。那根红线,他看了整整三天,红得像一条蛇,缠在他的手腕上,越勒越紧。
窑洞里光线昏暗,空气里弥漫着旧木头和黄土混合的味道。爷爷汪敬轩去世三年了,这孔窑洞一直空着,父亲汪怀瑾说,有些东西该整理整理,该烧的烧,该留的留。
汪清源烦躁地翻找着,在一个破旧的木柜底层,摸到了一个沉甸甸的物件。他把那东西搬到院子的阳光底下,才看清是一把算盘。
那是怎样的一把算盘呢?紫黑色的木框磨得发亮,透出温润的光泽,像一块被岁月盘了无数遍的老玉。算珠已经被磨得圆润无比,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琥珀色的光。奇怪的是,这把算盘的横梁上,用烧红的铁钉烙着十几个歪歪扭扭的名字:张狗剩、李满仓、赵大脚、刘三娃……
那些字迹深浅不一,笔画粗糙,像是什么人忍着痛刻上去的。汪清源的手指抚过那些名字,指尖传来木质特有的温热触感,仿佛触碰到了一段滚烫的、仍在呼吸的历史。
“这是……”他喃喃自语。
父亲汪怀瑾不知何时站在了窑洞口,他佝偻的身影挡住了半边日光。这个曾经在纪委工作了三十年的老人,如今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只有那双眼睛,还像年轻时一样,亮得灼人。
“那是你爷爷留给咱们的‘良心账’。”父亲走过来,接过算盘,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了算珠里沉睡的魂灵。他苍老的手指拨动算珠,那算珠发出清脆的声响,像是从很远的年代传过来的。
“坐下,我跟你讲个故事。”
汪清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坐下。塬上的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哗哗作响。
“一九三四年,南梁政府刚成立那会儿,你爷爷汪敬轩管着全军的粮秣被服。”父亲的声音在这午后的院子里,显得格外悠远,“那是什么年月?敌人围困,物资匮乏,战士们饿得啃树皮、吃草根。管粮秣的人,手里攥着所有人的命。”
“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批粮食,你爷爷连夜记账、分派,三天三夜没合眼。管炊事的老张头看你爷爷饿得两腿浮肿,走路都打晃,心里实在不忍,就私下从灶上匀了一升小米,偷偷塞给了你奶奶。”
父亲停了一下,手指抚过算盘横梁最下方的一行小字。汪清源凑近看,果然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尽头,有一行细微的字迹,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渗进了木纹里,几乎和木头长在了一起。
“你爷爷知道后,当场就发了火。他把那一升小米从家里要回来,当着全体战士的面,倒回了公家的米缸里。然后,他拿起烧红的铁钉,在这算盘横梁上,烙下了第一个字——‘私’。”
汪清源听得心头一震。
“那时候,你爸我才六岁。”汪怀瑾的声音有些发颤,“我亲眼看着你爷爷拿着通红的铁钉,在那木头上烫下去。焦糊味钻进鼻子里,像是要把人的心都烫穿。你爷爷的手也在抖,但他还是烫下去了。他说,算盘打错了可以清零重来,人心要是算错了账,那就要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代一代传下去,让后人知道——公家的便宜,沾不得。”
汪清源看着那些名字,忽然觉得那不是名字,那是一个一个的伤口,也是一个一个的刻度,量着人心的深浅。
“后来呢?”
“后来,这把算盘就不只是记账了。谁借了公家一根针,谁多领了一尺布,都记在上头。这些名字,就是当时犯过错误的战士。”父亲的手指一个一个划过那些名字,“张狗剩,多领了一双布鞋;李满仓,私藏了半斤盐巴;赵大脚,偷吃了给伤病员煮的鸡蛋……”
“那不是羞辱他们吗?”汪清源问。
“不是羞辱。”父亲摇摇头,目光看向远方,看向塬的尽头,“这些战士后来都成了最守纪律的人。张狗剩在反围剿的时候,为掩护粮食物资转移,把命丢在了子午岭。临死前,他托人给你爷爷带话,说他这辈子最感激的,就是那一钉——他记着那疼,才没在更大的事情上犯糊涂。”
汪清源沉默了。风停了,院子里静得只听见算珠偶尔碰撞的声音。那把算盘在父亲手里,像一件古老的法器,量着天地良心。
“所以,这算盘量的是人心?”
父亲没有回答,只是把算盘翻过来,背面刻着两行小字: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汪清源觉得这两句话像两记重锤,一下一下砸在心口上。
那个下午,父亲又讲了很多。讲一九四二年的饥荒,爷爷管着仅剩的几百斤粮食,每天只喝一碗稀粥,最后饿死在粮仓门口,手里还攥着那把算盘。讲爷爷临死前说的话——
“我这辈子,算错过很多账。三块大洋记成两块,五斗麦子记成四斗。但我从来没有把公家的算成自己的。账算错了可以改,良心算错了,死都闭不上眼。”
汪清源听到这里,眼眶忽然湿了。他想起了那个三百万的许诺,想起了那条红线。他心里明白,那笔账,他算错了。
父亲的讲述还在继续。
“你爷爷走的时候,把这把算盘交给我。他说,怀瑾,这把算盘跟了我十几年,上面记着的不是名字,是教训。你以后不管做什么,都要记住,人这一辈子,最难算的不是数,是良心。”
汪怀瑾接过了算盘,也接过了一种命运。
九十年代中期,汪怀瑾在县纪委工作。那时候国企改制,多少人趁乱浑水摸鱼。汪清源的母亲患了重病,急需一种进口药,一针就要上千块。而汪怀瑾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几百。
有人找上门来,提着厚厚的信封,笑容可掬:“汪主任,只要您高抬贵手,您爱人的医药费,我们包了。”
汪怀瑾把信封推了回去。
一次又一次。那些人像闻着血腥味的鲨鱼,换着花样来——送钱的,送礼的,托亲戚说情的,甚至有人把现金藏在水果篮里。
汪怀瑾全都挡了回去。
“你母亲最后的日子,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父亲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可她拉着我的手说,怀瑾,你要是拿了那笔钱,我就算活着,也看不起你。我宁可疼死,也不让你在良心上欠债。”
母亲还是走了。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那些曾经来求他办事的人,一个都没来。
汪清源记得那个葬礼。那年他十五岁,站在母亲的坟前,塬上的风把他的眼泪吹干,结成盐粒。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顽固”,为什么不能为了母亲“变通”一下。
“你恨我吗?”父亲忽然问。
汪清源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他想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答案。恨吗?他恨那个不肯低头的父亲。可不恨吗?他渐渐长大,渐渐知道这个世界黑白对错的界限在哪里,才知道父亲守住的,不只是一道制度的门,更是一道精神的防线。
“不恨了。”他说。
父亲轻轻点头,转身回屋,拿出一个铁盒子。那盒子锈迹斑斑,打开来,里面不是钱,不是存折,而是一块一块石头。大大小小,形状各异,有的圆润,有的棱角分明。
“这是什么?”
“石头。”父亲拿起一块灰白色的鹅卵石,在手里掂了掂,“每当我挡回去一次人情,就捡一块石头回来。这些年,我挡回去的绊脚石,都在这里了。”
汪清源数了数,大大小小,一共一百三十七块。
一百三十七块石头。一百三十七次诱惑。一百三十七次拒绝。
他看着那些石头,忽然觉得那不是石头,那是一座一座的山。每一座山,都是父亲用脊梁扛起来的。
“你后悔过吗?”
“后悔?”父亲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苦涩,也有骄傲,“清源,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会面临很多选择。有些选择,当下看是对的,长远看是错的。有些选择,当下看是错的,长远看是对。你爷爷那辈人,在战场上流血拼命。到了我们这辈人,没有仗可打,但还有仗要打——这个仗,就是跟自己打。”
跟自己打。
汪清源默念着这四个字,觉得每一个字都有千钧之重。
父亲把铁盒子合上,放回原处。他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说:“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父子俩驱车上了塬。傍晚的董志塬,残阳如血,把整个黄土高原染成一片苍茫的红色。远处的沟壑层层叠叠,像大地的皱纹。子午岭的轮廓在暮色里显得影影绰绰,仿佛一头沉睡的巨兽。
车子在一片空旷的高地停了下来。汪清源认出,这里是南梁革命纪念馆。“两点一存”主题广场在暮色里显得庄严肃穆,那座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直指苍穹,像一枚钉在大地上的钉子,钉住了一个民族的脊梁。
“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汪清源摇摇头。
“因为你爷爷当年就是在这里参加革命的。”父亲的声音在暮色里传得很远,“那时候他们有什么?没有粮食,没有衣服,没有武器。但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死都值。”
“你爷爷活着的时候常说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些老家伙,把命搭上了,不是为了换什么荣华富贵,是为了给后人留一方净土。这方净土,就是我们这辈人要守的东西。”
父亲从怀里掏出那把算盘,摩挲着上面的名字。
“这些人,都是当年的普通战士。他们犯过错,但他们记住了疼。后来,他们都成了最好的人。清源,你想想,人这一辈子,谁能不犯错?关键是你记不记得住疼。”
风从子午岭的方向吹过来,带着草木的清香。汪清源站在那里,看着脚下的黄土塬,忽然觉得这片土地是如此厚重。千百年来,多少人生在这里,死在这里,埋在这里。他们的血肉化为黄土,他们的精神化为长风,在这塬上一年一年地吹,吹醒一代又一代人。
“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问。
父亲想了一会儿,说:“你爷爷啊……他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这一辈子,就认一个理——人活着,要对得起良心。这算盘上每一个名字,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谁犯了什么错,后来改得怎么样,他都记着。他说,将来有一天他死了,见到那些老战友,他要一个一个谢谢他们——谢谢他们记住了疼,守住了底线。”
汪清源想起那把算盘上的名字。张狗剩、李满仓、赵大脚……这些名字的主人早就死了,尸骨都化作了黄土。但他们留下的疼,还活在木头上,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爸,我爷爷临死前,说过什么?”
父亲沉默了很久。夜色四合,星辰开始在头顶闪烁。塬上的夜空格外清澈,仿佛能看见时间在流淌。
“他握着一把小米,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这一升米,我还给组织了。”
汪清源的心猛地一颤。
“那升米,他记了一辈子。”
“对。记了一辈子。”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人这一生,欠下的账,迟早要还。有些账用钱还,有些账用命还。你爷爷用一辈子的清白,还了那一升米的良心债。”
汪清源坐在塬顶上,心里翻江倒海。他想起了那个三百万的许诺,想起了那块所谓的“荒地”。
其实他知道,那不是什么荒地。
那是村里老人们规划的生态养老中心用地。那些老人们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老来连个晒太阳的地方都没有。好不容易攒了钱,想建个养老中心,让晚年有个着落。
如果他把那块地划成商业用地——那些老人的晚年怎么办?他们的期盼怎么办?
他闭上眼,仿佛能看见那些苍老的脸。他们和他爷爷一样,把一辈子都献给了这片土地,如今只想有个安稳的晚年。而他,差一点就为了三百万,把这些老人的最后一点念想,连根拔掉。
“想通了?”父亲问。
汪清源睁开眼,点点头。
父亲没有说话,只是把手里的算盘递给他。
汪清源接过算盘。那把算盘沉甸甸的,上面的算珠在星光下泛着幽暗的光。那些刻在横梁上的名字,像一排排沉默的士兵,隔着几十年的光阴,注视着他。
他伸出手指,拨动了一颗算珠。
“咔哒。”
清脆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这声音里,他仿佛听见了爷爷在窑洞里熬夜记账时算珠碰撞的声音。那声音穿透了几十年的岁月,穿透了生死的界限,在这片黄土塬上回荡不息。
他想起了很多东西。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教他打算盘,说算盘打得好的人,心里有杆秤。想起了母亲去世前拉着他的手,说不要恨你爸爸,他是个好人。想起了那个铁盒子里的石头,一百三十七块,每一块都是一次拒绝,每一块都是一座山。
还想起爷爷——那个他只在照片里见过的老人,穿着破旧的军装,眼神像鹰一样锐利。那张照片一直挂在老窑洞的墙上,积满了灰尘,但那双眼睛,依然亮得灼人。
他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爷爷那代人,在战场上流血。父亲那代人,在心里打仗。到了他这代人,仗还在打——只不过敌人不再是真刀真枪,而是欲望,是贪婪,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通融”和“变通”。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仗要打。
爷爷用算盘打仗,量出公与私的界限。父亲用石头打仗,挡住一百三十七次诱惑。而他呢?他用什么打仗?
汪清源把算盘高高举起。星光穿过算珠的间隙,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些光影像棋盘,像法网,像一种无言的审判。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赵大鹏的电话。
“大鹏。”
“怎么样?同意了?”赵大鹏的声音里透着兴奋。
汪清源深吸了一口塬上的清风。那风从子午岭吹过来,带着草木的清香,带着黄土的厚重,带着一代又一代人未竟的心愿。
“大鹏,我算了一笔账。”
“什么账?”
“那块地,不是荒地。那是老人的养老中心用地。如果我把这块地划给你,就亏欠了几十个老人的晚年。这笔账,我算不过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
“另外,我爷爷活着的时候说过——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大鹏,这不是虚话,这是实话。那三百万,买不走我爷爷烙在这木头上的疼,也买不走我爸捡回来的石头。”
“你疯了?”赵大鹏的声音变了调,“三百万!你要在这穷地方待一辈子?”
“也许吧。”汪清源说,声音出奇地平静,“但我要留在这里,把那块养老中心建起来。不仅要建,面积还要扩大一倍。我要让那些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老来有个晒太阳的地方。”
他挂了电话。
父亲站在他身后,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那只苍老的手,很重,也很暖。
夜风吹过塬面,吹得松涛阵阵。那风里,似乎有无数的声音在回响——那是当年红军行军时的脚步声,是算珠碰撞的清脆声,是老人们晒太阳时满足的叹息声。
汪清源忽然想起爷爷说过的一句话。
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草木枯了还能再发,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能留下的,只有那点念想。这念想,就是正气。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像这塬上的风,一年一年地吹,吹醒一代又一代人。
他抬头望向东方。天际已经泛起了鱼肚白,那道光撕裂了黑暗,洒在黄土塬上,把千沟万壑染成金色。那道光,像极了当年从南梁燃起的革命星火,照亮了整个黄土高原。
汪清源把算盘抱在怀里。那些算珠在晨光中闪闪发亮,像一串凝固的泪珠。那些刻在横梁上的名字,在光里渐渐清晰——张狗剩、李满仓、赵大脚、刘三娃……
他们犯过错,但他们记住了疼。
疼过之后,就是清醒。
清醒之后,就是坚守。
汪清源站起身,对着晨曦深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吸进肺里,清新,冷冽,有着说不出的畅快。
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将来有一天,他也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把算盘上。不是为了记住错误,而是为了告诉后人——
我汪清源,这辈子,没有算错账。
晨光洒满大地,塬上的清风一年一年地吹。那把算盘静静地躺在汪清源怀里,算珠上反射着细碎的光。那些刻在木头里的疼,还活着。那些记住疼的人,还醒着。
清风过塬,正气长存。
2
叔父柴生芳的廉洁往事
柴 岩
2026年8月15日,是叔父柴生芳殉职离世十二周年。十二载寒暑更迭,山河换新,而他一心为民、克己奉公、清正无私的品格,依旧在陇原大地久久传扬,更时刻鞭策着身为纪检监察干部的我,坚守本心,严守底线。
叔父和我都出生在甘肃省宁县南义乡北庄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我们在北庄小学启蒙,在南义初中苦读,又先后考入宁县二中。我是沿着他的足迹,一步步从小山村里走出来的。他是年少时指引我前行的榜样,更是步入纪检监察队伍后,照亮我初心的精神明灯。
叔父年少家境清贫,母亲早逝,家中兄弟六人全靠祖父辛苦务农拉扯长大,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即便生活艰难,他依旧酷爱读书,白日下地劳作,随身总要带上书本,忙里偷闲静心研读;夜里点着煤油灯苦读至深夜,从不肯虚度光阴。贫寒境遇未曾磨灭他求学之志,反倒磨砺出吃苦耐劳、踏实上进的品性。
凭着日复一日的勤学苦读,1986年,叔父一举夺得庆阳地区文科状元,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成为我们小山村走出的首位北大学子,一时间传遍乡里。金榜题名之际,他没有张扬庆贺,依旧踏实本分,顶着烈日拉车卖西瓜筹措学费,年少便懂得自立自强,不慕浮华。
从北大圆满毕业后,众多优越发展机会摆在眼前,他却毅然舍弃繁华都市,毅然回乡投身甘肃本土建设。为精进学识更好服务家乡,他远赴日本深造,先后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学业有成后,海外院校极力挽留,国内知名高校纷纷抛出橄榄枝,他依旧初心不改,毅然重返故土,立志扎根西部,助力家乡脱贫发展。
身边亲友纷纷不解,劝他远赴外地谋求更好前程,不必困于艰苦之地。叔父始终坚定初心,直言学成归来,便是想竭尽所能,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后来他从省委办公厅主动请调到“苦甲天下”的定西。亲友说他傻,他只在日记里写:“以天下为己任,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字字赤诚,尽显家国情怀。
投身纪检监察工作以来,我愈发读懂叔父身上难能可贵的廉洁风骨。在定西任职多年,直至担任临洮县县长,身居领导岗位,他始终严守廉洁底线,定下严苛自律准则。平日里办公室敞门办公,坦荡处事,断绝人情送礼之风;公务用车只备日常下乡所用物品,绝不私藏土特产,严守公私界限;与家人立下廉洁约定,坚守清白家风,绝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扎根临洮履职三年,他心系万家百姓,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调研民情,走遍全县三百二十三个行政村,累计行程四万余公里,写下二十九本共计一百七十余万字的工作日记,桩桩件件皆是民生琐事,字字句句饱含为民深情。深山之中仅有十余户人家的偏远村落,道路崎岖出行艰难,旁人极少涉足,叔父徒步数小时翻山越岭进村走访,摸清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为民排忧解难,让偏僻山村迎来新变化,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从前年少懵懂,我始终不解,身居高位的叔父,为何向来低调朴素,毫无官架子。每次回乡探望年迈长辈,他从不动用公车,不麻烦身边工作人员,独自一人背着行囊乘坐大巴往返,简朴又低调。父亲一语道破缘由,叔父一生行事坦荡,最不愿增添组织负担,分毫不愿侵占公家利益。
投身执纪监督一线,见多世事百态,我才真正读懂这份坚守的重量。叔父一生秉公处事,严以律己,更严管至亲家人,从不为亲友徇私破例。家中长辈远行探望,自行乘车往返;老家老宅多年未曾修葺,简陋破旧,他从未动用职权修缮;家中晚辈求职求学,无人能借他的身份走捷径,亲友后辈皆凭自身努力谋生,一众至亲依旧留守乡间务农,安守本分生活。
平日里,他更是节俭自持,体恤公家财物,诸多私人宴请开销全部自掏腰包,留存多年餐饮票据从未申请公费报销。平日里衣着朴素,衣着鞋袜缝补再三依旧穿着,身居高位却两袖清风,一身清贫守初心。
2014年8月15日凌晨,连续高强度工作十七个半小时后,四十五岁的叔父积劳成疾,不幸永远倒在了坚守一生的工作岗位上。噩耗传来,临洮百姓悲痛万分,出殡当日全城百姓自发沿街送别,十里长街万人相送,无数群众含泪送行,更有深山村民连夜赶路,只为送别一心为民的好县长。
岁月流转十二载,百姓从未忘却这位一心为民的好干部。每逢清明与忌日,总有群众自发前往祭扫缅怀,他的清廉事迹广为流传,成为基层干部学习的榜样。于我们家族而言,他留下最珍贵的不是功名荣誉,而是刻进家风里的准则:公权姓公,分毫莫取,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十二年来,我循着叔父的脚步扎根纪检监察岗位,常年直面各类人情干扰与利益诱惑,每当内心有所动摇,便会想起叔父朴素的身影,想起他清廉自持的过往,想起他一生恪守的箴言:升官发财,莫入此门。
这句箴言,是叔父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赠予身为纪检干部的我最厚重的教诲。身为执纪者,手握监督执纪利剑,最先筑牢的从来不是办案本领,而是清正纯粹的本心。唯有品行端正,心怀敬畏,坚守廉洁底线,方能行稳致远。
清风长存,精神不息。叔父虽已远去,但其赤诚为民的情怀、清正廉洁的操守、实干担当的作风,永远镌刻在陇原大地之上,深深融入后辈心间。往后工作与生活之中,我必以叔父为榜样,坚守纪检干部初心使命,严守纪律规矩,恪守廉洁本色,秉公执纪、一心为民,以实干践行初心,以清白坚守使命,争做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
3
父亲的尺与我的烟叶
李孔伯
庆阳的董志塬,沟壑纵横,黄土厚重。父亲就像这塬上一棵老杜梨,根扎得很深,人站得很直。
很多人说,父亲这一生,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写照。可在我眼里,他更像一盏煤油灯——在那些物质匮乏、精神却格外明亮的年月里,用微光,一寸寸照亮了别人,也照亮了我。父亲给我取名“孔伯”,他说,“孔”是敬畏,“伯”是长幼有序。做人,先得知敬畏,守本分。这名字,像一枚刻进我生命的印章,一盖就是几十年。
父亲是1965年西北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的。那一年,中苏关系已悄然生变,外语人才像被风吹动的蒲公英,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他没有留在省城,而是背起铺盖,回了家乡,一头扎进董志塬深处的乡村中学,拿起了粉笔。
那个年代,物质匮乏,精神却亮堂。父亲把教书育人当信仰,常念叨陶行知的那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教俄语,也教语文,讲《爱莲说》时,必在黑板上用楷书补一句:“莲之洁,即人之廉。”朱笔一点,像给孩子们心里种下一粒莲子。
我从小在他的作业本堆里长大。常有家长提着鸡蛋、揣着粮票上门,想让父亲“多关照”自家娃。父亲从不责怪,也不收礼,只是默默记下斤两,第二天骑车绕远路,把等值甚至更多的作业本、墨水、钢笔,悄悄塞回那户人家的门槛里。他说:“受人之托,当忠人之事;若受了礼再办事,那叫买卖,不叫教书。”
我上小学时一度不解,嘟囔“又不是金银财帛,收下怎么了”。他放下批改了一半的作文簿,摘下那副腿儿缠胶布的旧眼镜看我,指了指案头摊开的《颜氏家训》——那是他用第一个月工资买的,扉页上有他早年的蝇头小楷:“流自己汗,吃自己饭,是男儿汉;受不义惠,昧半分心,非吾子孙。”他说:“娃娃,你以后不管做啥,记住——不属于你的,哪怕一粒米也不能要。单位把岗位给你,是信你;学生对你亲近,是敬你。咱要是收了东西才肯用心,那就先把‘人’字写歪了,往后怎么教你学生写‘正’?”
这种“不合时宜”的清高,曾让我年少不解。直到2005年7月,我大学毕业,走进正宁县榆林子镇的烟叶工作站,才真正读懂了他。初到烟站,一切新鲜而艰苦。从过磅、打码到仓储,我全心投入。那时,烟农用的是泥巴建造的普通烤房,每座只能烤一两亩烟。每到收购季,技术员和烟农都绷紧了神经,生怕一丝疏忽影响了烟叶的成色。
记得有一年收购旺季,一位相熟的烟农大哥硬往我口袋里塞两包香烟和一袋新核桃,非要感谢我帮他挑出了病害烟叶、减少了损失。我追出半里地,把东西硬塞回他手里,说:“大哥,你要是真谢我,就把烟种好,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天深夜,忙完一天的工作,我走出烟站,抬头看见那轮明月,忽然想起了父亲。他在昏黄灯光下批改作业的背影,与此刻我在烟站忙碌的身影,在这一刻重叠。父亲用粉笔守护知识的纯净,我用双手守护烟叶的纯净。他教我“不属于自己的,哪怕一分也不能要”,我则在工作中拒绝了无数次不合理的请托。
2007年,我任正宁县城区专管所所长。无数次遇到熟人托请、想走“捷径”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脑海里翻出来的不是规章制度,是冬夜窑洞里那盏昏黄灯泡下,父亲伏案批作文的背影——红笔勾画,一字不苟,鬓角沾着粉笔灰,像落了一层不肯消融的雪。我婉拒了很多人,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但我从不后悔。
一晃二十年。当我再次走进榆林子烟站,满眼已是郁郁葱葱。我漫步在烟田间,微风拂过,翠绿的烟叶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变迁。与烟农交谈,从他们朴实的话语里,我感受到对生活最炽热的期盼。这让我想起父亲晚年的愿望——“我就想给家乡建所中学,让娃儿有书读。”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最朴素的愿望。而我,作为烟草人,通过提升烟叶品质、拓宽增收渠道,帮助烟农致富,不正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延续着父亲“让这片土地变得更好”的梦想吗?
2018年3月,我主动申请去环县天池乡喜家坪村驻村帮扶。这一去,就是三年半。父亲听说后,沉默片刻说:“去吧,老百姓最实在,好好干,他们会记着你。”
在村里,我走遍了家家户户,修路、引水、搞产业。父亲那句“对得起自己良心”成了我的标尺。记得那是推行“331+”湖羊养殖合作社入股分红的时候,村里在统计存栏量,按羊只数量发放产业补贴。一天晚上,一位平时走动不多的远房亲戚悄悄摸进村委会,塞给我一条烟,想让我在统计表上做手脚,把他实际养的20只羊虚报成50只,好冒领几千块钱的养殖补贴。
我把烟塞回他怀里,指着墙上贴着的“精准扶贫,不落一人”说:“叔,这补贴是党给老百姓的救命钱,也是买羊崽的钱。我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你多报了,这叫骗,不叫帮。这钱我要是敢拿,就没脸在喜家坪待下去,更没脸回去见我爸。”
我没辩解,只是拿出父亲当年退礼的事讲给他听。最终,他理解了,老老实实按实际存栏量申报。驻村期间,我们工作队先后获评2018年全市先进驻村帮扶工作队、2019年环县脱贫攻坚先进集体、2020年全市先进脱贫攻坚单位。2022年,我写的《我的扶贫情缘》获《中国烟草》杂志社“我的初心”征文三等奖。我想,这奖杯里有我的一半,更有父亲的一半。
2021年9月,我调到市局党建工作科。父亲听说我搞党建,特意嘱咐:“党建是良心活,你得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我记住了。近年来,我起草领导讲话、工作报告、重要文件150余篇,20多篇稿件被中国网、国家局内网、《新烟草》等刊发。2024年,我获评2021-2023年度全市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让我更明白父亲的话——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如今,父亲已86岁高龄,退休后仍天天写书法,最爱抄《官箴》中“公生明,廉生威”六字。他说这道理不光当官的要使,教书的更要使——你站在讲台上,学生看你一眼就知道干不干净。
那年父亲生病住院,我在病床前陪护。他拉着我的手,指了指病房窗户,那里有阳光照进来。他说:“孔伯,爸这一辈子,没给你们留下金银财宝,只在案头本子里给你们留了一句话。”回家后,我翻开那本子,扉页上写着:“吾无长物遗儿孙,唯愿尔等——窗明几净做人,心安理得吃饭。”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父亲就像董志塬上的那盏煤油灯,虽然没有带走半根草,却给我们留下了整片草原。而我手中的这片烟叶,不仅承载着乡村振兴的希望,更承载着父亲留给我的、足以用尽一生的精神财富。
窗外五月风起,塬上麦浪翻涌如潮。我知道,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全部,不厚,不贵,却够我们用一辈子。塬上的风还在吹,烟叶一年年绿。我会继续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因为我知道,父亲的尺还在我手里——量人先量己,称物先称心。
这,就是我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文章来源:庆阳市文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