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河奔流九省区，从青藏高原到渤海之滨，沿途分布着高寒湿地、草原、荒漠、山地、平原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面对流域生态保护的整体性、系统性要求，人民法院如何通过司法审判守护黄河生态安全？
黄河奔流九省区，从青藏高原到渤海之滨，沿途分布着高寒湿地、草原、荒漠、山地、平原等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面对流域生态保护的整体性、系统性要求，人民法院如何通过司法审判守护黄河生态安全？
11月10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暨黄河流域九省区法院生态环境审判工作推进会在甘肃省兰州市召开。会议总结交流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经验，研究部署生态环境法典贯彻实施和进一步加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审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以下简称黄河保护法）施行三年多来，沿黄法院开展了哪些实践探索？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相关司法保护工作又将如何深化？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杨临萍表示，沿黄法院要全面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统筹适用黄河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把法典制度优势转化为黄河生态环境治理的司法效能。
总结成效，全流域审判体系逐步成形
28.1万余件。
这是黄河保护法施行三年多来，黄河流域九省区法院依法审结生态环境一审刑事、民事、行政等案件的数量。
从污染防治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水资源利用到生态环境修复，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处理各类涉生态环境纠纷，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案件审理数量之外，裁判规则供给和专业化审判体系建设也在持续推进。
杨临萍介绍，在裁判规则供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修订生态环境领域司法解释27部，出台服务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及工作推进会会议纪要、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的意见，发布有关黄河保护等指导性案例45件、典型案例58批507件，黄河九省区法院入库案例86件，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裁判规则指引。
截至目前，黄河流域九省区法院已设立环境资源专门审判机构、组织434个，9个高级法院已普遍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或组织，专设成都、郑州环境资源法庭。各地法院因地制宜、因河施策，在黄河源头水源涵养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区、河道滩区、湿地保护区、重点水利工程片区、自然保护地等关键生态区域，广泛设立特色生态法庭、巡回审判站点、司法保护工作站，已基本形成覆盖黄河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的全流域专业化审判组织体系。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特点，跨区域司法协作和执法司法协同同样不可或缺。目前，黄河流域九省区法院之间以及法院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行政主管部门之间，已建立多层次、多领域执法司法协同保护机制359个，设立生态环境修复（保护）地323个。青海法院与江苏法院共建三江源保护地，不断凝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治合力。
既有司法保护实践，为生态环境法典在黄河流域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实践基础。
依法履职，守护黄河流域生态安全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类型多样，不同区域的保护重点各有侧重。依法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人民法院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重要职责。
在黄河源头，非法捕捞对高原土著鱼类资源造成威胁。
2022年，李某合等人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鄂陵湖湖区多次非法捕捞野生鱼类，并通过收购、转售等环节形成非法交易链条，共有19人涉案。
西宁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审理，分别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追究相关被告人刑事责任，其中16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人免予刑事处罚，并判令相关被告人承担相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2024年4月，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鄂陵湖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蓄集地，也是高原土著鱼类的重要栖息区域。该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追究非法捕捞及相关交易环节参与者的刑事责任，体现了对破坏水生生物资源犯罪的全链条打击。
在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祁连山，非法采矿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同样受到司法关注。
2022年8月至10月、2023年6月至7月，马某等9人先后两次组织人员、调集大型工程机械，擅自侵入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盗采砂金。
经卫星遥感监测核查，两次盗采及修路行为分别损毁草地11.23亩、192.48亩，合计破坏保护区草地203.71亩。
案涉区域海拔超过4000米，高寒草地和冻土生态环境脆弱，受损后难以自然恢复。
2025年6月，甘肃省林区中级法院作出二审裁判，依法追究有关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并判令相关责任人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529.65万元。
判决生效后，法院主动对接林草主管部门和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推动加强高海拔区域巡护。
保护与修复并重，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不仅要依法认定责任，还要关注受损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有效修复。如何推动修复措施落实，是检验司法保护的重要方面。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一起土地复垦合同纠纷的处理，推动了受损土地清退和生态修复。
白某亮承包相关土地后，超量、超范围非法开采砂石，造成山体植被和土地地貌严重破坏。此后，白某亮以地上林木及其他附属设施未获补偿为由，起诉要求镇政府支付1000万元。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其非法开采行为违背合同约定的使用目的，且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地上附着物系合法投入形成，依法驳回全部诉讼请求。2023年11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案件处理并未止步于判决。宣判后，法院依托“调立审执”一体化解纷机制，推动案涉土地及周边3644亩违规占用土地一体清退，促进植被恢复、地形整治等生态修复工作。相关区域重新纳入生态保护与特色葡萄酒产业发展整体规划。
生态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如何协调，在黄河沿线旅游开发中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山西某旅游公司在壶口瀑布风景区修建生活中心，虽已取得完整行政审批手续，但项目土地边缘与黄河河道保护线存在部分重叠，引发民事公益诉讼。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依职权向多部门核查后，引导双方达成调解：企业避让重叠区域并对硬化地面作绿化恢复，支付25万元生态环境保护公益金。2024年12月，法院出具调解书予以确认，调解协议已履行完毕。
壶口瀑布地处黄河晋陕峡谷咽喉，既是调控水沙、保障行洪安全的关键河段，也是黄河流域标志性自然景观与黄河文化重要承载地。法院穿透空间重叠进行实质审查，以恢复性措施替代刚性拆除，既保护了黄河河道安全，又保障了文旅企业开发经营。
深化协同治理，部署法典贯彻实施工作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涉及多个地区和部门。如何通过司法审判推动相关主体依法履职、完善治理机制，是沿黄法院持续探索的课题。
在内蒙古乌梁素海，一起行政公益诉讼推动草原禁牧监管责任落实。
2024年，乌梁素海自然保护区及周边草原禁牧区域存在违规放牧问题，影响湖滨草原植被恢复。检察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后，相关问题仍未得到全面整改，遂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乌拉特前旗人民法院多次实地勘查，核实禁牧范围、植被受损情况及基层管护难点。2025年2月，法院判决有关苏木政府依法全面履行草原禁牧监管职责。判决生效后，法院落实“判后跟踪、效果回访”机制，督促行政机关完善常态化巡查管控措施。如今，乌梁素海周边湿地、草原放牧乱象已得到有效遏制。
在河南，一起因水费结算方式产生的取水权纠纷，则反映出不同水利管理部门之间的制度衔接问题。
因抗旱应急用水产生的剩余12万余元水费未能及时缴纳，郑州黄河河务局将有关引黄灌区事务中心诉至法院。
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在审理中联系双方上级主管部门，多次组织现场调解，促使双方就用水申请及水费支付方式达成一致。2024年11月，法院出具调解书，并向有关引黄灌区事务中心制发司法建议，推动规范后续用水申请和水费结算程序。据悉，调解书已履行完毕，双方此后未再因水费问题发生纠纷。
黄河是资源型缺水河流。这起案件通过调解和司法建议，推动规范用水申请和水费结算秩序，为依法有序利用黄河水资源提供了司法实践经验。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面临新的法律适用要求。如何在既有审判体系和协同机制基础上，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统筹刑事民事行政法律责任，成为沿黄法院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生态环境法典与黄河保护法一体贯通、相辅相成。”杨临萍指出，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整合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制度，并在法律责任编集中规定刑事、民事、行政责任，为流域司法保护提供制度支撑。在法律适用上，要准确把握“双法源”适用规则，突出生态环境法典的基础性和权威性，统筹适用黄河保护法、水法、渔业法等相关法律。
杨临萍强调，要深化跨区域司法协作，完善执法司法协同机制，推进生态环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归口审理，促进审判理念融合、法律责任准确认定和诉讼程序有机衔接，把法典制度要求落实到审判实践中。
来源中国环境报
记者张聪
编辑张馨叶
文章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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