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临界”的写作——关于《红磨坊》的叙事分析

在经过两年的思考与勤奋耕耘之后，青年作家雅兰又郑重地推出了《红嫁衣》的姊妹篇——《红磨坊》。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它都是《红嫁衣》的“新高度”，因为它不但初步地形成了雅兰小说的自传性的叙事特征，这种话语策略在面对着纷繁复杂的生活潮流与现象时，潜在而深刻地聚变着雅兰后续创作的叙事动力。

从文学的角度而言，真正的写作并非只是指单一的文字训练，它应该还包括作者的人生阅历等等更多的非技术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拥有多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就拥有多深厚的写作资源。雅兰无疑是一位经历坎坷的女性典型。在《红磨坊》中，雅兰通过林梦宇的特殊经历，既深刻挖掘又艰难打捞自己的记忆真相，浮现历史的内在冲突及其变形；同时，她又把这种个人经验普遍化为大众期待，并以之为镜，折射、扩大个人经验中浓缩着酸甜苦辣、爱恨情愁的关键“事件”，淡化或滤去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纽带，从而“祛”传奇之“魅”。所以，《红磨坊》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并非全在于情节的波澜起伏，在这方面它甚至还存在着些许“硬伤”，如林梦宇做公司与经营书店的失败，全在于她被所谓“朋友”的欺骗而非商场的风险与竞争，这实在是《红磨坊》情节逻辑的内在断裂；当然，雅兰的聪明也就在于她借助于这些“关节”，任意点染人生际遇的繁复层面并仿真地呈现它的内在丰富。例如，就爱情而言，有林梦宇与方成之从灿烂磨蚀成平庸的现实爱情，与赛亚杰在想像中美丽却难经考验的初恋，与邵文达一半真实一半游戏的婚外情，还有罗蒙蒙对爱情的理想化与对婚姻的世俗化，林梦琼的生死不渝，吴海花的赤裸交换等等。雅兰对生活与人情的冷静、真实的呈现，往往可以引发不同读者反观自身的遭际与命运并产生共鸣。应该说，这种世态化的张弛策略，更多地得益于雅兰对自身阅历的印象深浅。它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雅兰小说的叙事规范与相应的叙事突围的障碍。

生活是文学的惟一源泉。但在不同的人来看，由于性别、学识修养、身份位置和阅历的等等不同，对生活的感受、体验与描述也就各不相同。在《红磨坊》中，雅兰所设计的女主人公林梦宇是一个在情场上饱经沧桑、在商场上屡受欺骗、全身心地爱护亲人却又总是给他们带来伤害、内心柔弱却性格偏执、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反复颠簸的“女强人”。尽管她有现实的影子,但作为一个作家，雅兰又必须节制叙述中的情感泛滥，这种双重身份,使得《红磨坊》在情感的体验方面呈现为环形圆圈图象。处在中心地带的是林梦宇对自身状态的体验，如在陷入困境时对赛亚杰的想像与愤怒，利益与情感的错位，做女人、经理人、逃难者等等角色的无奈、辛酸和疲惫等等，处在外围的则是其他人物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在我们这个社会，芸芸众生毕竟都是凡人，他们苦心经营着自己小小的、卑微的日子。他们的叹息、哭泣、愤怒、悲伤等等各种情绪，就构成循环的、人类真实和平均的存在，如赛亚杰在平淡的婚姻与得意的仕途之间的苦恼、压抑和麻木；邵文达在权色交易与做一个好领导、好丈夫、好情人之间的忐忑、忧惧和殚精竭虑；罗蒙蒙在金钱婚姻和罗曼蒂克爱情之间的游戏、失落和伤痛……而雅兰则站在这些人物之外，既感受这些人物的爱恨情愁，也接受当代社会其他个人和群体的命运启示并形成自己潜在的价值判断。不过，雅兰有时并不能摆脱双重身份的纠缠，在力所能及地拓展对生活的丰富体验时，总是在很大程度上被自己感动，也就难以自拔地陷入到对情感的倾诉和宣泄之中，并且又流连于那种悲凉基调，所以内在的叙述芜蔓与情绪倾轧，往往容易吸引并且感动读者，但作者也在无意识中放弃了某些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即缺乏对人的生老病死、事业追求、物质享受、苦难承担等等的形而上的追问。这样，我们可以从文本中观察到世事无常和林梦宇们面对琐碎、庸俗与残酷时的坚韧主义和不屈精神。可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也许，雅兰也觉得茫然，或者说雅兰在文本中表现得很茫然。

所以，雅兰的人生体验所表现出来的感性内涵丰富与理性深度欠缺形成了有意味的叙事矛盾与叙事张力，它诱使读者深入文本，进行积极的思考和争议；同时也对雅兰的叙述超越形成了有力的、难以规避的挑战。 

 如果就文学的本质来讲，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因此，判断一部小说的成就高低，总是取决于它的虚构或想像的水平如何。雅兰力图通过《红磨坊》细致、绵密的女性叙述，重绘现实主义文本的想像景观：一是再生性想像的基础性。康德把想像力分为再生性与创造性两种，前者是对已有事物的形态模拟，后者是对未知事物的精神表现。根据《红磨坊》的自传特征，它是雅兰对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与经验的精心书写。它让我们回到了林梦宇的日常生活现场，在叙述的婉转跳跃中，努力恢复被尘俗湮灭的记忆，整合对事物的印象碎片，把它们一一还原为事物的本相，活跃、灵动又情绪化。这种对过去情景的真实再现，既让读者身临其境，当然也可能使作者不自觉地形成叙述依赖。如对林梦宇的家庭生活、对邵文达的商场应酬、对方成之的仕途尴尬等等都是很传神。雅兰把这种再生性想像作为自己进行书写的基础，可以说是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支点。但上述成功所带来的“真实”崇拜，无疑又会在写作惯性中形成对创造性想像的抑制和拒绝，这也是雅兰乃至所有进行现实主义写作的人在当下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二是善想像的倾向性。曹文轩在《第二世界》里曾谈到坏想像的破坏性，如希特勒的“异想天开”就使欧洲数千万人被屠杀，并且认为这种坏想像是粗野的、丑恶的，它利用自由进行恶性创造。假若从功利的意义而言，它确实值得我们最严厉的批判；但从审美的意义来看，它确是自由的文本想像的不可或缺的平衡杠杆。在《红磨坊》中，雅兰采取的是自由的善想像的姿态，即以合理性、规律性和必然性来主导对事物矛盾的复杂分解，对意图性进行巧妙修辞，涂饰叙述的芜蔓，把人生的意义极尽渲染，倾心并歌颂“明天更美好”等等正面取值。尽管雅兰也写到了肖楠之死、邵文达的诱惑、乔娜的欺骗……但是，环境、人物、性格、命运等等因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被一定地简单化了，如对上述人物的负面心理活动就因雅兰对坏想像的理解与认同不足而缺乏开掘。如何在两种想像丰富的碰撞中取得平衡，这是雅兰的文学创作能否在当前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三是民众想像力的趣味性。雅兰的平民出身和坎坷经历，根本制约着她在创作时的“潜在读者”就是构成她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普通百姓。因此，在《红磨坊》中，雅兰就真诚地表达他们的心愿、情趣和满足感。如林梦宇就渴望用正当途径赚来的钱摆脱债务的追逼，堂堂正正地做一个有尊严的普通女人；方成之在意外地陷妻子于不义之后也毅然摆脱仕途的诱惑而艰难地经营着自己的小家庭；罗蒙蒙依恃着自己的青春和漂亮既想占有富裕的物质生活又想追求丰富的感情生活，其他如邵文达、赛亚杰、林梦琼等等所追求的都不过是基本的生活满足。他们没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雄心壮志之累，也没有超脱尘世或对人类命运进行终极关杯的精神焦虑，他们就在人类生老病死的轮回中自由阐开情感的各种形式。这种契合大众情感与审美需求的“民众想像力”既给《红磨坊》带来极好的可读性和广泛的阅读面，但形而上意味的贵族想像力的匮乏，无疑又使《红磨坊》的象征性和概括意义不足。因此，想像的丰富与偏至，既使雅兰迅速地完成了由“生活”到“创作”的方式转型，但想像与经验的过度纠缠，又给她的创作提升形成了内在、无形而广泛的伤害。

总之，从《红嫁衣》到《红磨坊》，由于丰厚的生活积累、深入的人文思考和艰苦而勤奋的文学训练，雅兰不但一出手便达到了相当的创作水准，而且在两者之间还实现了从文字到思想、从人物塑造到结构等多个方面的标志性进展，并且，就《红磨坊》的叙事特征如阅历、体验和想像等等要素而言，雅兰无疑已经达到了她在当下创作的“临界”阶段，即在她后续创作必须要有所超越的高度。只有如此，雅兰才能真正地脱胎换骨，努力发挥不断扩张的创作潜能而完成一个优秀作家的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