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奶奶

我的奶奶去世快四十年了。可记忆里的她，还是那样亲切、和蔼。我常常想起奶奶和我们兄妹之间的那些小事，想起她在世时对我们多么疼爱。爱是需要传承的——我们这代人能不能把它接好、传下去，还真不敢说。

我记忆中的奶奶，是个小脚老太太。头上戴着网状盘发帽，眼睛大大的，总笑眯眯的。拄一根黑色竹拐棍，斜襟大褂上别着块葱白手帕。她特别爱干净，所以三大和四大家里总是收拾得利利索索。父亲也随她，讲究。我记得有一回父亲在西安住院，说胡子长了要刮。我听了不太理解，心里嘀咕：都病成这样了还刮胡子？再说也没多长啊。父亲像是看穿了我的心思，轻声说：“胡子刮干净了，是对别人的尊重。”

爷爷去世得早，一九五五年病逝在宁县监狱。奶奶从不给我们讲爷爷的事，倒是大大后来提起过：爷爷成分不好，解放前曾带着马队去南区乡镇，给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收过税。解放后，好些人都跑了，可爷爷因为父亲和小姑年纪小，没跑，结果被抓了进去。从此，孤儿寡母，日子难过。全家被迁出老宅，老宅留给大爷家。奶奶带着一家人搬到春荣乡古城村岘子咀组，地也分到了那里。可奶奶不甘心，两头跑。父亲兄弟几个都没个落脚的地方，奶奶便在老宅崖头二百多米外，买了一户石姓人家的窑庄子。地还在岘子咀种，人手少，种不过来，奶奶就认了郭家做娘家，靠着他们帮忙。奶奶本是庄浪人，自爷爷出事后，她怕拖累娘家，加上父亲和小姑还小，就再也没回去过。一九五六年，集体入社，搞大生产，村里人又来催，要他们马上搬到岘子咀去。奶奶找到村支书，说：“我男人已经不在了，孩子多，就让我留在东山吧。我在这儿过了一辈子，娃娃还小，到那边去，肯定要吃亏。您行行好，留下我们吧。”说着说着，奶奶哭了。支书的老婆心软了，劝了劝丈夫，一家人才算留下来，入了东山社。后来，大大在北关租了别人的窑洞，三大在赵家租了窑。父亲和四大都是六十年代结的婚。一直到八〇年左右，父亲兄弟四个才把庄子建起来。

要是没有奶奶当年那个艰难的决定，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就连父亲和母亲的姻缘，也是奶奶“留”下来的结果。母亲常走她大姐家，正好也在东山，父亲看见了，回去告诉大大，大大托母亲的大姐夫说合，这才成的。奶奶是个乐观的人，爱开玩笑。我们不听话，她把我们打哭了——我们是真哭，她却笑眯眯地学我们哭的样子，气人得很。奶奶去大姑家，常轮流带我们几个孙辈一起去，总能吃到早胜的点心，可香了。两个哥哥常帮奶奶抬炕洞里的灰，奶奶就给他们零花钱，唯独不给我。我气得骂她偏心眼，坏奶奶。奶奶也不生气，笑眯眯地说：“春宁，过来，我给你给。”我信了，往她跟前走，她忽然用拐棍那头弯弯的把手，一下子勾住我的脖子，顺手往我屁股上打了几下，笑着说：“我让你骂我！没礼貌，又懒，就是没零花钱！”天冷了，或者夜里，奶奶就叫我们上她炕上去暖和，等父亲来叫了才让我们走。奶奶从不说“好好学习”之类的话，只叮嘱我们要听大人的话，做个好人，做个对别人有用的人。这一点，四大和父亲都做得很好，常帮村里人——碾场、盖房、写对联，样样都来。奶奶不偏不倚，谁家都去，赶上什么饭就吃什么饭。在她眼里，儿子们都是一样的，没有远近亲疏之分。父母或大大婶婶们为家务事吵架，她去了也不训谁，就问：“吵够了没有？没吵够就接着吵，我看你们能吵出个什么花样。就是不许动手。”这么一说，大家倒不好意思再吵了。

因为孙辈多，奶奶特意嘱咐父亲和大大们，在门前多种些杏树、枣树，让我们有果子吃。后来，几乎家家门前都栽了树。因为奶奶的言传身教，父亲这一辈，还有我们这一辈，都本本分分、实实在在。到了我儿子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人了，家族依然和睦，这真不容易。村里人都说：“看人家老魏家，兄弟们团结友好，真是让人羡慕。”

一九八八年正月，奶奶因病去世，从此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可她的乐观，她的远见，她的从容，她那种懂得在困境中转身的智慧，够我们学一辈子，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奶奶，亲爱的奶奶，您的孙子孙女们永远怀念您。在您留下的人生智慧里，我们会一直往前走，稳稳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