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音壁与后真相，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欧美主流媒体创造出来的两个新术语，用于解释欧美主流媒体对总统选举结果的失败预测：不是传统主流媒体失败，而是欧美受众不行，就是不听媒体传播的真相，困在受众自己根据偏见塑造的“回音壁”，用情绪化、激进且非理性的后真相来取代传统主流媒体专业制造的真相。
回音壁与后真相，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欧美主流媒体创造出来的两个新术语，用于解释欧美主流媒体对总统选举结果的失败预测：不是传统主流媒体失败，而是欧美受众不行，就是不听媒体传播的真相，困在受众自己根据偏见塑造的“回音壁”，用情绪化、激进且非理性的后真相来取代传统主流媒体专业制造的真相。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态度：面对现实与理论的不同，坚定的宣称现实是错的，理论是对的，然后制造出一些新的术语和概念，把错了的现实重新给解释对了。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失误，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美主流媒体至多排名第二的失误，另一个可能更大也是更严重的失误，是对中国发展前景预测的失误。如果稍微有些记性的话，中国几乎是在“崩溃的过程”或者“崩溃的前夜”中，一路走到今天的。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欧美主流媒体在面对特朗普以及面对中国时，产生了差不多同样的反应，其在业务流程中出现的偏差，出现了某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同：不仅在预测中国发展态势这样的国际重大事件，而且在预测总统选举结果这样的国内重大事件中，欧美媒体都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偏差。并且坦率地说，迄今为止，仍然看不出任何从中走出来的迹象。
这确实需要引起人们的反思。从根源上说，这是建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上的方法和框架必然会遭遇的挫折与挑战；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看，本质上这意味着世界的现实已经发展到了无法继续照搬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框架进行有效认知和分析的程度，需要对方法论进行重大的调整——而非对解释事实的术语和概念，更不应该是对事实本身进行调整。
这种调整的本质，就是要承认恰恰是欧美主流媒体陷入了回音壁之中，纠结于某种与客观事实相偏离的后真相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非常痛苦和困难的，2016年总统选举过程中，当特朗普还在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以发表“历史终结论”名噪一时的日裔美籍政治学者福山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特朗普现象是阶级政治重新回归并取代身份政治的结果，民主党以及共和党建制派对身份基础上的政治动员的痴迷，导致了对实体政治重大变化的误判，并由此遭遇了特朗普冲击。
这种反思至少触及了部分的本质，但是，在特朗普胜选之后，福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被公开问及如何看待特朗普胜选时，他坚定地修改了自己的结论，将特朗普上台的唯一原因归结为俄罗斯黑客的信息干扰和误判，浑然不顾这一判断等同于宣称成长于多元民主环境下的美国民众，本质上是一群连网络假消息都无法判断的非完全行为能力者。
上述对美国民众的判断是硬币的一面，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对国际体系演进趋势以及中国崛起的认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崩溃威胁论、中国人权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网络威胁论等诸多论断交相辉映，一路走来。
到了最近，2016年6月开始至今，先是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然后是华尔街日报、英国国际广播公司（BBC）、美联社、彭博社，对中国的网络政策，无论是《网络安全法》，还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亦或者是智慧城市建设，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而遵循的基本分析框架，就是坚持《1984》这本小说的分析框架，然后用各种证据来论证中国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建设网络强国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监控所有国民。
这种刻板印象对欧美媒体从业者的影响和约束之深，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境地：某个德国媒体的记者曾经就中国用大数据监控民众的问题电话采访过笔者，当笔者稍微说了点挑战预设采访提纲的观点时，该记者居然情绪失控地开始科普《1984》的书中内容，宛如其世界观遭遇了何种无法容忍的挑战一般，最终因为没法提供符合预设提纲的观点，整个采访只能通过挂断电话来结束。
上述两面共存的硬币，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台的历史终结论的具象化；当下，指责受众因为社交媒体的发展而陷入了回音壁，进入了后真相时代的媒体，其实才是真正陷入了回音壁，受困于后真相的。没有受过专门传播技巧训练的普通民众有着更加质朴和本能的直觉，去辨别媒体传播的信息究竟是是否准确；在国内凭借知识和学历的优势将民众视作为“群氓”，在国际沉迷于1500年依赖欧美推进现代化体系的荣耀而无视非欧美国家的兴起，体现的是历史终结论的贫困与傲慢。
对中国来说，认识到这种贫困与傲慢，真正的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即不以追求欧美媒体的赞美来作为评价和衡量自身发展成败的唯一标准，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将是中国崛起进入新时期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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