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卞智弘,本名卞智洪。1974年生,1990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后取得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学位。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演艺圈》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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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卞智弘,本名卞智洪。1974年生,1990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学位,后取得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电影学博士学位。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演艺圈》杂志主编。
主要作品:电影剧本《满城尽带黄金甲》《王朝的女人杨贵妃》《孙子兵法》,电视剧本《十月围城》《民国往事》《穿越烽火线》《赶走你的忧郁》《大刀》,动画片剧本《哪吒传奇》等。其中,《哪吒传奇》获第22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美术片奖、第一届北京亚太青少年电视节最佳儿童故事类节目奖,《满城尽带黄金甲》当选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度十大最佳电影;电视剧《十月围城》获第30届飞天奖提名,剧本获中国广播电视协会“2014年优秀剧本”改编类优秀作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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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
反思自己的创作经历,无非是创作理念与创作方法的确立,这个过程不复杂,但需要反复锤炼。对我而言有两个重要的横截面,分别是电影剧本《满城尽带黄金甲》和电视剧本《十月围城》的创作过程。
虽然是中文系与电影学系的科班出身,但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之前,我更多是个媒体人,只创作过一部电视动画片,尽管收视率很高,也拿了奖,但与电影毕竟相去甚远。2004年张艺谋邀约我和我太太吴楠一起创作电影剧本时,我猜想原因有三,一是之前参加过两三回他的剧本讨论会,提过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建议;二是他要与年轻编剧合作;三是,他可能根本就觉得国内编剧水平都差不多。张艺谋是国内艺术成就最高的电影导演,但当时他的两部电影《英雄》和《十面埋伏》被国内媒体批得一塌糊涂。他面临的其实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问题,即如何从小众的艺术电影转型到大众的商业电影。2004年中国电影市场总票房只有15亿元,其中国产电影8.3亿元,根本不是如何活得更好,而是能否继续活下去。只不过,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误以为大众商业电影比小众艺术电影要好做和低级,却没想过商业类型电影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合力。
初见面我们提了很多年轻编剧会有的想法和创意,但立刻被否决,我们要面对残酷的现实:1.只有“大片”(大投资影片)才可能把观众拉入影院,而且必须兼顾海外市场才可能收回投资,所以“古装动作”是无可奈何的不二之选;2.拿奖决非追求,但口碑很重要,没有一位导演愿意持续被媒体骂——不管骂的是否合理,也不管导演内心承受力多大;3.首先要通过审查。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工业、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走钢丝,完成一部注重艺术性的商业大片,而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一年,在创作过程中张艺谋被北京奥委会选中为开幕式导演,他必须在开幕式全面筹备前完成电影拍摄。
我从张艺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电影思维——如何用极致的电影形式去表达戏剧内容,体会到编剧必须具备整体的电影思维才能写好剧本。另一方面,张艺谋在电影上强烈的形式主义风格是一把双刃剑,也容易伤害剧本。如果把剧本创作比喻成挖宝,我认为要从价值观和人物出发,找到方位使劲往下钻,但张艺谋的方式不是深挖,是广翻,他要翻遍每一块土地,找到最适合电影表现的,他认为那是剧本。于是合作变成了不断争吵的过程,幸好是我和吴楠两个人,否则不可能对付一个优秀、强势又经验丰富的导演。
张艺谋要改编曹禺的《雷雨》,本意是取其故事之精巧和受欢迎,但我们很快发现价值观上的错位:在一个崇尚革命的时代,女主人公繁漪身上的挣扎与反抗是被人喜爱的,但在改革开放和注重消费的时代,这种挣扎和反抗则易招人厌烦,有点像今天说的“no zuo no die”。我们把背景放到古代宫廷,把正反双方的动作/反动作同时升级,从强制喝药/偷情变成毒杀/政变,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编剧必须寻找更深层的主题,以与当代大众心理相契合。我提出把主题从更具社会性的“秩序/反叛”,变动为更个体化的“人性压抑/绽放”,淡化人物的阶级性,加强个性差异,但这些并不能说服根本不爱讨论形而上命题的张艺谋。直到提出重阳节菊花这一意象,张艺谋才觉得眼前一亮,认为能从电影形式上把人物、动作、主题和意象全部统一起来了,才采用整套方案。而“毒药”与“菊花”这两个意象也为巩俐的表演提供了正反两个支点,她可以演好一个因被迫长期服毒而病态紧张的王后,不断绣菊花成了她的银幕动作和戏剧悬念,她在政变前的一句台词“菊花都绣好了,总要热热闹闹地开一回”则成了全片戏眼。
尽管如此,由原著改编而来的剧本仍显得压抑黑暗,和当代观众普遍的观赏心理不符。这时制片人担心票房预期,希望请更年轻的偶像明星担任重要角色,我们向张艺谋提出增加杰王子这一角色。这个角色是原著中没有的,核心人物关系于是从原著的“周朴园/繁漪/周萍”这个三角,变成剧本的“王后/大王/祥王子”和“王后/大王/杰王子”这样的双三角,人物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结构和主题的变化,我们希望杰王子的形象与他对王后的单纯情感能让观众有一个立足处与透气孔。
这部电影上映时打破了历年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2.91亿元),全球票房达7857万美元,国内媒体普遍认为有了一个合格的剧本和大片,评论争议则主要集中在场景服装方面。我个人在意的是,作为编剧,我们终于悄悄地把只能以“奇观”吸引观众的大投资电影,转变为价值观可被最大限度认同的大众电影。美国《时代》周刊评论说:“CGI完成的千军万马的厮杀场面还不是这部电影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它表现的是自我和本我之间的较量和冲突,这种冲突惊心动魄。这部电影表现了每个人都追求个人意志最大化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争斗。”巩俐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四个最佳女主角,而周杰伦也因饰演杰王子获得了上海影评人奖最佳男演员,事实证明杰王子的角色设置毫无违和,经典戏剧结构可以应时而变。
此后数年,我多在创作电视剧文学剧本,因为相比电影编剧,电视剧编剧对最终成品有稍多一点的话语权。作为1970年代生人,经由文学青年、媒体人而转行做编剧,我根深蒂固地认为,影视应是文学的后继者——尽管媒介不同,使命并无二致——除了娱乐大众这种基本要求,应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好故事的光芒应照亮充满迷雾的现实,令大众的情感更正面与更细腻。我的每个剧本不拘题材和风格,都在寻找当代人可能面对的价值观困境,期望通过故事创作,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重建价值体系提供具体参照。《大刀》通过钩沉长城抗战的历史,重新审视当代中国人对国家、家庭与个人的态度;《民国往事》编织了一个民国三兄弟的故事,其实是审视现代人在道义、利益和情感之间的三难选择;《赶走你的忧郁》通过讲述一个心理医生的情感与职业困境,来讨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会怎样异化我们,而我们该如何应对。
终于,我又遇到了创作瓶颈,这次是创作方法的滞涩。其实我一直怀疑我们这代职业编剧的创作方法受好莱坞式的创作模式影响太大,而这种创作模式又与忽然间市场化(但并不是充分市场化)的影视产业高度匹配,制片公司极度重视类型、重视情节,像生产手机一样用流水线来生产一个个剧本。我把这种创作方法称为“由外而内”的创作方法,感觉它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与纷纭芜杂的价值观,更难以写出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
我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向剧作大家刘和平先生学习剧作,我们一起创作的那个剧本最终没有完成,但在过程中我整理出一套“由内而外”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完全忽略情节,认为主题与人物、动作、结构其实四位一体,人物和人物关系之外别无结构。接着,我和吴楠用这套方法再花了两年多时间,创作出历史题材电视剧《十月围城》。有意味的是,从制片人、导演、演员,到最后的观众,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情节淡化,相反觉得情节跌宕起伏,到处充满逆转,但又主题深刻,人物丰满,极具现实意义。飞天奖评审专家组认为,《十月围城》“成功地将社会政治主题后置于人文主题,使得该剧演绎的不再是江湖上的传说、武林中的霸业,而是平民百姓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热血传奇,以此拉近了与观众的想象关系。电视剧《十月围城》把虚构的革命故事和真实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强调的是历史巨变时期,个体在偶然境遇中闪现出来的恒久光辉。”其实,我们固然在创作前阅读了大量历史书籍,但在创作中我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向人性深处和当下的时代纠结处探看。
《庄子》中有一个庖丁解牛的故事,讲了非常深刻的美学观念。国君夸赞厨师丁的宰牛技术高超,丁回答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说我爱好的是道,道比技术高明。这是我期许的创作状态:道指导我去创作,创作帮助我更深地领会道,这中间其实并没有技术、甚至方法这回事。我希望此生能这样不停地写下去,终有一天会达到比较高级的创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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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灯
《十月围城》的剧作者将历史文化形态,将所要表现的思想性全部融入了戏剧性之中,结构出了鲜明而又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让人物作为发动机,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这便出现了观众永远猜不到后面剧情的效果。《十月围城》用自己的语言系统和逻辑系统,表现了清末民初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与西方的工业文明碰撞最激烈的历史大转型、文化大转型。在这部作品里,我们看不到什么结论,只看到了一群艺术形象的遭遇和命运,这就给我们的观赏和阅读创造了充分的想象空间。
——刘和平(国家一级编剧、历史学者,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长)
从《大刀》的热血刚烈,到《民国往事》的海上传奇,又抵达《十月围城》的历史挽歌,一直在电视剧中抒发人文情怀,在强情节中灌注社会思考。在担当职业编剧的同时,自修了影视博士。从媒体记者的身份出发,成为影视制作业的中坚。卞智弘一专多能,正处在年富力强的创作巅峰期,他最好的作品还在来路上。
——李星文(影视评论家,媒体人)
卞智弘本科毕业于北大,电影学院的硕士,师承于剧作巨匠刘和平,诗家风范,儒雅宽厚,文风清新洗练,笔力沉着凝重,剧本有文人气。按理说剧本都是文人写的,都该有文人气,其实不然,君不见如今多少剧本只有官腔气、市侩气、铜臭气、妖气、鬼气,独不见文人气!卞智弘有。无论当代家庭剧还是古装戏,他自有文化追求,有文人的自觉、自省,讲故事精于叙事,故事外注重作品的精神属性,是我国中生代最重要的编剧之一,期待他为这一代写作者支撑起一片骄傲的天空。
——汪海林(编剧,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