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的第一次抉择

人生旅途崎岖修远，起点站是童年。

阎肃原名阎志扬，1930年出生，河北保定人。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从他写的那些军歌中不难看出，乐天派阎肃其实骨子里不乏慷慨悲歌之气概。他从小就痴迷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晚年对金庸、梁羽生、古龙热情不减，难免染上侠义之风。何况他本不缺“侠”的基因。

他的父亲叫阎襄臣，武功了得，年轻时曾骑马风驰电掣般跃过保定府的护城河，轰动一时，后来投军，官至骑兵团长。

阎襄臣40岁那年解甲归田，娶了26岁的姑娘陈亚贤为妻。夫妻二人定居于保定东关大街经商。次年生下一子，取名阎志扬。

1934年，4岁的志扬被父母带进一所天主教堂。洋神父将圣杯中的“圣水”分三次倒在他的额头上，口中念念有词：“彼得，我以圣父圣子及圣灵的名义给你施礼……”

经过“洗礼”，4岁的志扬就算正式入教了，并有了一个教名——彼得。小彼得成了天主教徒，要说他从此有了信仰未免言之过早，毕竟他才4岁，全凭父母做主，由不得他。但此后少不了要跟父母去祈祷、念经、唱诗、做礼拜。在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提到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天主教对他幼小的心灵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教堂的洋气、壁画的逼真、教徒的虔诚、仪式的庄严、唱诗班和风琴伴奏那优美的旋律，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沦陷，战火很快烧到保定。年仅7岁的志扬随全家背井离乡，卷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股难民潮，史称“举国大迁徙”。

阎家老少沿平汉线南下，敌机轰炸，兵痞横行，难民塞途，饿殍遍野，可谓步步惊心。

那时，他父亲阎襄臣正当壮年，一身好功夫，又是行伍出身，走南闯北惯了，加上从军和经商积攒了不薄的家底，一路散财免灾，总算平安抵达江城武汉。喘息未定，战火又延烧过来。他们又随难民潮溯江西上，最终落脚陪都重庆。

教会将阎家安顿在重庆近郊的一所小院里。阎肃和他的弟弟志强庆幸终于有了一个家。大人们将房屋里外打扫干净，打开捆扎结实的箱包，将那些千里迢迢搬来的物件摆放停当。全家终于不用再受颠沛流离之苦，吃了一顿饱饭，洗去一路风尘，美美睡上一觉，准备开始新的生活了。

然而，他们的美梦被凄厉的防空警报声撕裂了，这种声音他们在武汉时就已经非常熟悉。

那是一个晴朗的清晨，如此“异常”的天气对于雾都来说简直是个噩梦，必然会招来日军飞机成群结队地狂轰滥炸。军人出身的阎襄臣机敏地抱起两个孩子朝简易防空洞奔去，阎肃的母亲动作麻利地跟在后面。

这次轰炸，日军除投放炸弹，还投放了大量燃烧弹，整个山城一片火海，数千人伤亡。

阎家老少人身安全未受损害，财产却没保住。阎襄臣半辈子的积蓄和全部家当毁于一旦。

经此劫难，阎家一贫如洗了。

令阎肃震惊的是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阎襄臣哭了，他可是流血不流泪的好汉啊！父亲面对嘉陵江号啕大哭的一幕深深灼痛了他。

身处绝境的阎家又得到了教会的帮助。

嘉陵江南岸的慈母山有一所修道院，经一位教友引见，神父为阎家安排了住处，还让阎肃免费进入教会学校上学。

阎肃的母亲为报答神父的恩典，为修道院干些浆洗衣服之类的杂活。

那时阎肃的弟弟志强还小，无人照看，阎襄臣就抱着他每天进城去找工作，后来终于在一家旅行社谋到一份差事。干过团长、经过商的阎襄臣很快在乱世中站稳了脚跟，逐渐发迹，由襄理、副总经理升上去，最后当上了总经理。

阎肃穿上黑色教袍开始上学了。那所教会学校有很多洋神父，也有个别华裔神父，其中教国文的就是一位老秀才。

这位老先生只会“之乎者也”，甚至不会说白话文，饱读“四书五经”的儒学之士居然当了神父也是一件奇事。阎肃深厚的古文基础就是这时候打下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拜这位老秀才所赐。

老秀才虽然当了神父，但教学方法还是老一套，要求学生先囫囵吞枣背会每一篇课文再说。这对聪颖的阎肃而言并非难事，老师要求背的课文他全都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他尤其喜爱背诵唐诗宋词，直至晚年仍能记住海量的古诗词，这套硬功夫使他终身受益。他之所以能成为“词坛泰斗”，他创作的歌词之所以极富唐诗宋词的韵味，追根溯源，就在这儿。教会学校的课程只有三门——拉丁文、数学、国文。

那时天主教会规定念经必须用拉丁文。教会学校是培养神父的，学习拉丁文是最重要的课程。

教拉丁文的都是外国传教士。阎肃刻苦好学，加之天赋过人，拉丁文学得很好，深受那些洋人的喜爱。洋人喜欢跟他交流，于是他学会了日常的英语对话，甚至连洋人喜欢玩的桥牌他也学会了。

在修道院他是高才生“彼得”，放学回到家里，脱掉黑袍，他还是那个穷人家的孩子志扬。志扬放下书包，背起竹篓，一溜烟奔向江边，直到暮色四合，他准能背回一篓煤渣或柴火。吃完晚饭后，他还要帮着母亲做家务，照看年幼的弟弟、妹妹。尽管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他却没有耽误功课。每次考试，他几乎都是满分。他在修道院学习了5年，其中4年总成绩名列第一。成绩第一的孩子可以获得上钟楼敲晨钟的光荣任务，那是教会学校奖励学员的最高荣誉。

每天清晨，“彼得”面对东方天际的那抹红霞，在神父庄重目光的注视下，很有节奏地一下一下拉动白色的钟绳，顿时悦耳的钟声向四野传播，教堂尖顶上的鸽群扑棱棱飞起，环绕着高高的十字架兜圈子。晨曦和露水，钟声与唱诗，万物处于宁静、和平之中，如果能永远这样，该多么美好啊！

此时的“彼得”小脸红扑扑的，兴奋异常，他觉得自己是离上帝最近的人。修道院的学员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向钟楼上投去羡慕的目光。在水井边浆洗衣服的母亲也会停下工作，欣慰地仰望长子优雅的敲钟动作，脸上洋溢着自豪。

但是，有一天清晨，当钟声响起时，“彼得”的母亲突然发现钟楼上那个孩子的动作不够熟练，略显笨拙，仔细一看不是“彼得”。一打听，原来“彼得”的成绩由第一名滑到了第三名，敲钟的荣誉自然旁落。

母亲回到家里伤心痛哭了一回，责骂长子不争气，辜负了大人的辛苦抚育。阎肃自料难逃父亲的责罚，等到父亲天黑回家，他主动双手捧上棍子说：“爸爸，我错了，你打我吧！”

意外的是脾气火爆的父亲大手一挥：“算了，知道认错就好，下次考好。”

“彼得”为什么没有考好呢？原来他迷上了演戏。

修道院除了念经、祷告，还有一个必修的功课是唱诗。

唱诗也是用拉丁文。“彼得”天生喜欢唱歌，也就成了唱诗班成员，还学会了古老的拉丁四线谱。因此，在唱诗班里，他会唱的宗教歌曲最多，唱得最好。

每到复活节、圣诞节等宗教节日，他们都会排练一些节目。

“彼得”的创作天赋由此萌芽，他自编自导了《圣女贞德》《天使与魔鬼》等戏剧。他的演艺生涯是从演反派开始的，在他自编自导的戏里，他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魔鬼”。

孩子都有爱玩的天性，“彼得”唱歌演戏的时间多了，学习的时间就少了，功课受到了影响。经过父母的那次特别教育，他又重新振作，成绩很快恢复到第一名，敲晨钟的荣誉又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彼得”在修道院学习了5年，即将毕业。这个孩子是如此出类拔萃，教会准备送他去另一所高级修道院深造，甚至有送他去罗马教廷深造的长远打算，期望将他培养成在华布道的神父，甚至是红衣大主教。但他令教会大失所望。

这是阎肃人生的第一次抉择——脱掉修道院的黑色教袍，换上重庆南开中学的校服。这个抉择与他的家境发生变化有关。

他的父亲阎襄臣升职做了襄理，督建了新都旅社，生意比较红火。阎家的经济条件逐渐得到改善。寒暑假期间，阎襄臣会请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青年当家庭教师，辅导几个孩子学习。这位家庭教师使阎肃的视野豁然开朗，他学会了许多教会学校不教的知识，明白了宗教不能救国的道理。同时，这位教师意识到这个孩子天资聪颖，是块好料，搁在天主教会实在可惜。

阎肃晚年回忆说，他父亲有一位思想进步的朋友，劝说父亲让孩子们正儿八经上个学。这位朋友是不是那位家庭教师，阎肃没有说。

教会学校是免费的，如果阎家不是经济条件好了，恐怕还得依附教会学校。阎襄臣最终听从了朋友的劝说，决定全家离开修道院，搬进城里去住。

此时已是抗战后期，在中美空军的联合打击下，日军丧失了制空权，对重庆长达5年的战略大轰炸不得不终止。市区开始重建工作，许多疏散在郊外和乡间的市民陆续返回市区，这是阎襄臣督建新都旅社并由此发迹的历史背景。

阎肃显然积极响应了父亲的决定，他的目标是考取当时在重庆最好的中学——南开中学。

重庆南开中学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与天津的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均属于“南开系”。日寇侵吞东北，制造“华北事变”以后，张伯苓就预见到天津迟早会落入日寇魔爪，于是开始部署南迁。1936年，他在重庆购地800亩，创建南渝中学。七七事变后，日寇炸毁天津南开中学，部分师生南迁到重庆与南渝中学会合，于1938年正式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

报考南开中学对阎肃来说是一个严峻挑战。

尽管他是教会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但只学过拉丁文、数学、国文三门课程，考中学拉丁文没用，教国文的老秀才只教过文言文，白话文没教过。至于生物、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压根没学过。阎肃报名参加了南开中学办的暑期训练班，恶补功课。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一个暑期的临阵磨枪，他居然考取了南开中学。其中语文考了高分，数学也不错，总分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偏科严重。那时高中分文理科，阎肃报考的是文科。

但转学一事颇费周折。晚年他几次向记者谈起此事。有一次他说：回想起我这一辈子，真的面临很多选择。最初的选择，是我离开修道院，去南开中学读书。去向大主教辞行，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说我那么培养你，你还要离开，你应该做上帝的仆人。在修道院学习期间，我成绩一直很好。五年期间，有四年都去敲钟，要考第一才能敲钟的，那是一种荣誉。正因为如此，大主教很舍不得我。后来看我去意已决，他挥挥手，让我走了。

还有一次他说：父亲到了城里，别人就劝我父亲让我正儿八经念个书。兄弟姊妹我是老大，当然还有两个妹妹先后夭折了。有一个活到三岁就死了。我说我这辈子很有可能当教父。当时我父亲就找了重庆教区的一个大头头，是个主教，中文名字叫尚可喜，告诉他，说我家这孩子不念了，想退学。那时，我毕业了，要把我送到重庆另外一个高级修道院深造。那一步要是走成了，说不定我就是主教，没准现在还是宗教的政协委员。那个主教非常生气，用法语骂了我三个钟头。他舍不得我，说什么下江人（长江下游上来的）不可靠，我们对你这么好，你却这么对我们。我们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在中国传道的神父。但是，父亲很坚决，一定要带我走。最后结果是，他说：“走吧，走吧。”

这两次回忆稍有出入，一是阎肃本人“去意已决”，一是阎肃的“父亲很坚决，一定要带我走”。前者是阎肃本人的抉择，后者是阎肃父亲的抉择，父子二人的共同抉择也许更加符合历史事实。

阎肃就这样脱下了黑色教袍，跟被叫了十几年的“彼得”挥手告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