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落脚点 抗战出发点——红军长征选择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必然

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红军长征向何处去？在哪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反复考量、关系长征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长征途中，党中央对落脚点几经调整，最终作出“到陕北去”的重大战略决策，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长征落脚点 抗战出发点——红军长征选择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必然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程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历经长期艰苦、屡仆屡起的斗争和探索。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先后组织发动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由于敌强我弱、缺乏经验，这些起义相继失败。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派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深入陕甘地区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队伍中开展兵运工作，先后发动了两当兵变、靖远兵变等大小70余次兵运斗争，虽未能成功，但为党培养了军事干部，积累了武装斗争经验。

面对一次次失败，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1930年10月，刘志丹领导发动太白起义，打响了共产党人在陇东地区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第一枪，起义后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南梁游击队，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1931年10月，以晋西游击队为基础的陕北游击支队转战到陇东南梁，与南梁游击队在合水县林锦庙胜利会师，革命队伍发展到700余人。1932年1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第一次在陕甘地区公开打出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3月22日，陕甘游击队以正宁县寺村塬为中心，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是陕甘边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寺村塬革命根据地尚未稳固，又受“左”倾错误影响，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终因寡不敌众，于8月丢失。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标志着陕甘地区有了正式番号的红军。随后，红二十六军开始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到1933年4月，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10月，国民党反动派重兵进攻薛家寨，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照金根据地失陷。1933年11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作出建立三路游击区等重大决策。经过红二十六军主力和地方红军的艰苦作战，在陕甘边交界地区，形成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快速扩大与巩固发展的新时期。

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遥相呼应，在谢子长等领导下，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在艰苦斗争中创建发展。1935年1月30日，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陕北安定县白庙岔村成立，陕北革命根据地日益发展壮大。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以及地方武装。随后，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经过数月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至此，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环江，南到淳耀，东到黄河，形成南北1000余公里，东西500余公里，包括30余县的广大红色区域，为红军长征最终确定落脚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哈达铺到榜罗镇的战略定向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党中央对落脚点有过多次设想和调整。直到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南部，一个偶然又必然的发现，使中国革命的方向豁然开朗。

1934年11月16日，诞生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踏上长征之路。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准备北上的消息后，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沣峪口召开会议，决定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沣峪口出发西进甘肃，攻占两当后，相继攻克天水北关、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西兰公路；攻克隆德后翻越六盘山，在泾川县四坡村遭敌袭击，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随后渡泾河，于9月中旬辗转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徐海东、刘志丹等率领红十五军团组织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取得重大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5年9月16日至17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克天险腊子口，打开了北上陕甘的通道。9月18日先头部队占领哈达铺，主力随后跟进，并在哈达铺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在哈达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从报纸中读到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的活动情况，以及陕甘地区有大片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消息。这对于长途转战、亟待寻找落脚点的红军来说，无疑是茫茫夜空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方向。

9月22日，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他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宣布红军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发。按照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常委会议，根据了解到的新情况，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正式作出了把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以陕甘苏区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重大决策，为长征中的红军确定了战略转移的最终落脚点。

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至此，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同红十五军团在甘泉胜利会师，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随后，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

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组织西征战役，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发展成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下一步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中央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将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点，由此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转变。

陕甘革命根据地何以成为长征落脚点

中央红军最终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既有历史进程中的偶然契机，更蕴含着深层的历史必然性。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坚持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顺应了民族救亡的时代要求；遵义会议纠正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此后又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了坚决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这是红军胜利落脚陕甘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陕甘革命根据地自身也具备了其他地区难以替代的独特条件。

从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历经挫折而硕果仅存。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下，党在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创建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1935年6月连成一片，发展形成了包括30余县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的严峻形势下，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并不断发展，根本在于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井冈山道路，制定和执行了符合陕甘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提供了现实可能。

独特的区位优势让陕甘成为北上抗日的战略支点。陕甘革命根据地地处桥山（子午岭）山脉中南段，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易守难攻，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东濒黄河与山西隔水相望，向西可开辟陇东，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更为重要的是，党中央和红军落脚于紧邻华北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使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抗日救国”由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政治主张变成了现实的军事部署，使党和红军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赢得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的理解与支持。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林伯渠曾说，“边区一方面成为保卫西北的北门锁钥，另一方面又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后方。边区在军事上说来，它是绾毂华北与西北的战略支点”。

相当规模的革命武装接应中央红军胜利挺进陕甘。根据地领导人坚决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积极探索发展革命力量的途径，创造性提出红、白、灰“三色”建军方式，创建革命武装。坚持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北、关中、陇东三路游击区，发展了相当力量的军事武装，主要包括诞生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六军、诞生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七军，以及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除正规红军外，还有大量游击队、赤卫队活跃在陕甘大地。他们英勇作战，相互配合，粉碎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反革命“围剿”，在客观上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红军长征中的压力，为中央红军顺利到达陕甘做了大量接应工作。

水乳交融的军民关系成为党中央落脚陕甘的坚强后盾。在根据地创建发展过程中，领导人始终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的根本目的，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两块革命根据地因地制宜，组织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的根本要求；提出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边币、保护小商贩等一系列政策法令，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革命积极性。刘志丹、习仲勋等经常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结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参加红军和游击队，组织战勤服务，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正是靠这种军民鱼水关系作为坚强后盾，根据地才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

陕甘革命根据地何以成为长征落脚点？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许多好的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深刻指出：“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90年前，红军长征在甘肃大地留下了光辉足迹，腊子口浴血冲锋、哈达铺明确方向、榜罗镇战略决策、会宁城胜利会师，已经深深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成为甘肃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执笔：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