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庆师我的梦（上）

上篇

一

多年来，上下班顺着庆阳师范西墙外侧走过九龙路，心底总会浮起暖意，掺杂着一丝淡淡的伤感。这里原来是郊区，黄土小路分割的青麦、路边蒲公英耀眼的黄花、待放未放的红杏、铁骨铮铮的树枝、低矮简朴的黄土民居……三十多年过去，学校东侧缀满记忆的乡野风景被城市的大手无情地推向了温泉、什社一带。宽阔的九龙路上车流如水，行人匆匆，校门口雀跃而出的少男少女们有谁注意到我？有谁会猜到知天命的我也曾经在这里读书，同样有过如花的青春？

九龙路与育才路十字东北角，曾是生产队废弃的大土坑和养猪场，坑院里稠密的钻天杨挺拔颀秀，回应过我们期终复习的读书声，养过猪的黑窑窑土墙壁偶见一两句情话，现在，这一切已被新建的庆阳四中覆埋地下……时间无情地抹去了遥远的过去，师范生活的细枝末节，只留下一线淡淡的轮廓和几星若隐若显的碎片，如同鲁迅描绘过的赵庄社戏，当你离开，才会格外怀念沿途豆麦的清香，才会格外珍惜那红光映照下的缥缈的仙山楼阁。但是，即使你疑心绝好的社戏中"老旦已经进去了"，却又不能返回身去再次经历，回首失去的青春，既往的记忆美得令人心醉，远得令人忧伤。

其实，属于我们的庆师，起点并不在这里，而在庆阳县城。

1982年，束发及笄之年的我们，从数百人竞争一个指标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带着满脸的稚气走进了同一座小城，那就是庆阳 ——一座记录了农耕始、周道兴的历史古城（现已改名庆城县）。这里山峁连绵环绕，河水绕城流淌，高于河岸数百米的城池仿佛一艘硕大的航空母舰，载满了一代师范生的青春梦。

学校在庆阳县城的东南侧，校门朝北，两侧是两幢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二层宿舍楼，露天走道露天楼梯，男生东楼，女生西楼；开门迎花香，夏夜听雨声，秋叶、白雪随着季节的变换悄然落在青灰的水泥走道上，静静地守护着我们的年代。笔直的南北中路把学校分割成东西两片，砖木平房的教室整齐排列，最南端的土操场是视野最开阔的地方，隔河向东平视，东山巍巍，草木萋萋。明代大文学家李梦阳诗中写到：庆阳亦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懵懂之年对这座城的历史并不熟知，只记得城东南的河谷有斩三湾，流传着周老王斩断龙脉的传说，只记得庆阳也叫凤城，是一只美丽的凤凰。

我们是初中录取的第一届四年制"中师本科"生，进校时只有十四五岁。1982年大集体时代刚刚结束，计划经济留下的窘困依然深深地刻在同学们的脸上，男同学穿军便服或中山装，女同学扎辫子、扎马尾或剪齐发，素雅的翻领衫和清一色的长裤。五彩缤纷、花枝招展、长发飘拂不是当年的校园风景，更谈不到裙裾摇曳。大多数同学来自一穷二白的乡村，我们的童年是红小兵，是吃着高粱胶团、玉米黄黄长大的一代。一进师范，每月就有供给制的三十三斤粮票（含三斤粗粮）、十八元菜票和五元钱（现金）的助学金，几乎类似于一个国家干部的待遇（当时的干部工资大多只有三十多元），这是跳出农门得到的第一锭黄金。

二

绕过女生宿舍楼前的老礼堂（一座建于黄土高台、形似老庙的土木建筑，传说战争年代毛主席等老革命家曾经在这个台子上做过动员讲话），校园西侧是学生伙房。拎着圆柱型大号搪瓷缸子的同学在这里排成长长的队子打饭，灶上供应的多是馒头、烩菜，烩面。烩菜每份一角五分，偶尔也会供应带肉的炒菜，每份三毛，馒头用粮票，每个二两。每月三斤的粗粮，灶上会供应玉米和高粱面混和蒸出的"黄黄"。没有餐厅，打完饭小跑步端回宿舍，挨挨挤挤地坐在宿舍门口或下铺的床沿上用餐；饭量好的男生回到宿舍，两个馒头已经下肚了，同学们往往两两自由组合一人打饭一人提开水。按月发放的饭菜票有的女生吃不完，所以经常传出谁和谁好谁给谁送饭票了的艳闻。

大灶饭，师傅难免会出现失误，因此炊事员技艺的败笔被我们冠以别名，蒸黄的馒头叫"军用品"，硬而黄的陈馒头叫"紫金锤"， "老三片"是当家菜，用白萝卜片、豆腐片和土豆片（有时也会改用白菜片）一锅烩，有汤有菜，几乎每天都会见面。胡耀帮总书记视察庆阳后，提倡"种草种树"，山乡禁牧，连续一月，每天都有乡下的农人从东山之畔，斜着肩膀掮一头已经剥皮剖腹砍去头颅的羊，一路滴着血水来校出售，每份三毛钱的的烩羊肉几乎吃了一个多月，半缸子肉半缸子汤，浮着一层油汪汪的熟油辣子，那份量比当今"寿星乐"的双合还要实在。大灶刘管理有一颗蒋介石一样的光头，焦红的头皮和脸色，经常笑眯眯地坐在门口看同学们打饭，是个很和气的老头。

我疑心"老三片"是庆阳师范无意间发明出来的最营养、最前沿的菜品。入校的学生身材单薄，通过四年师范"老三片"的滋润，毕业时男生人人体格健壮，女生个个丰满圆润。若干年后我曾经在家里试制"老三片"，却怎样也做不出庆师大灶上的味道。

交通靠走。周日上街或者下河滩消闲，三三两两，结成一伙，走过中街的邮局书店，走过北吊桥拐到石油区，欣赏油田安装了玻璃幕墙的"豪华"建筑；或者，沿城东城西蜿蜒的黄土小路下到河湾踏春观秋，或者，撒着欢子一路向南去城外的双桥上赏雪，交通工具只有"11号"。环县的、华池的同学还有从来没有骑过自行车的，周日在操场上用近处同学骑来的车子练习，动作滑稽如小儿学步。至于摩托车小汽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只能是梦。合水一同学有一次误了班车，步行几十里路来到学校赶上了晚自习，要不是班主任表扬我们不可能知道。总之一句话，那年代走路就是"争"。

住宿艰苦。每间宿舍进门后，北边半间是两层木制的迎门大通铺，上铺没有扶手和扶梯，需要硬功夫才能抓着铺沿翻上去，上下铺各住四名同学。那个年代没有暖气的概念，教室冬天有火炉，安全原因宿舍不配火炉，电热毯更是没有发明出来，睡的是冰床。尽管学校从农村采购了麦草，晒干后供同学们铺床保温，但庆阳是环河之城，三九严寒来袭时连室内的墙面都结了一层薄冰，无意间伸手触碰顿感寒意袭骨。晚自习后瞅着冷床板实在怯得慌，就合床两个人抱团取暖，盖两床被子。街道上卖一种土红色的硬塑料暖壶，像一颗地雷，灌满开水捂在被子下，能保证一足之暖。另一种取暖办法就是跑夜操，晚自习后结伙在黑咚咚的操场上跑，跑到满头白气蒸腾再回到宿舍合衣躺下，用体温暖热冰冷如铁的被褥，再脱衣而眠。环县产羊，有同学带来了羊皮里子的长毛黄大衣，毛绒绒的，压在被子上看一眼都温暖。

三

没有手机、没有音乐播放器、没有游戏机的年代，回忆起来总是那么古朴、宁静、天然。安心学习课程、参加兴趣活动蔚然成风，除了开设的文化课程，学校成立了音乐、美术、书法、体育、写作等兴趣小组供同学们选择；至少保证一项特长，这样的安排完美契合了中小学教育的需求，使我们毕业后个个成为乡村初中、小学教师中的能手，大受欢迎。

干扰少了，读书、学艺的时间就多了。李佐琴老师管理的阅览室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随时聚集着喜欢读书的男生女生，手不释卷，静如空谷；申玳老师的美术室，早晚都能看到捧着画板磨素描的学生；音乐组练笛子、二胡的噪音填充了午休晚休前的空档，使喜欢安静的同学不胜其烦。教室临中路的每面山墙上都有一面黑板，按班承包办黑板报，每周更新一次，人人参与，写写画画，四年下来，同学们的粉笔仿宋体美术字练得炉火纯清，如同从宋版书上拓下来的。

运动会长跑、跳高、跳远各类项目中拚出来冠亚军成为全校学生心中的明星，排球赛事尤为精彩，各班的主将一记扣杀或一手绝妙的吊球，引起观看同学的全场喝彩，使我们认识了跨班的多位"名将"，记住了他们的名字。音乐会演中几位拉手风琴的同学娴熟的琴技也令人难忘。演出舞台就设在老礼堂的大土台子上，礼堂一角似乎有几株从不修剪自由生长的楸树或椿树，与演出氛围极不协调。条件差却不影响节目质量，女同学美妙的舞蹈和演唱都只留下一个横糊的印象，《西游记》火了的时候，平行班郑同学演唱的"你挑着担，我牵着马"，那高亢激越的歌声几十年都忘不了。学校还按班举行元旦庆祝节目，在各自教室里表演，从窗外看到的二班的舞蹈"阿里山的姑娘"很独特，十多名女同学翩翩起舞，男生一个个看直了眼睛。

写作小组是梁汲智老师负责的，为我们讲"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略带青岛方言的口音缓慢悠长，像一首歌。语文组编油印《春竹》小报，选刊学生优秀作文，也可以自行投稿。泛着油墨味的小报每班一份，也会给作者一份，捧着校报"发表"了的作品，满满的成就感。后来，我们班几位文学爱好者觉得"写作组"这个名字实在太土，《春竹》的名字又太俗，就自发编印了一份文学刊物，面向全校学生征稿，取名《新地》，有点想要超越校刊的意思。张凤翼老师其时是教导主任，大力支持，为我们配备蜡纸和刻写钢板，提供纸张和油印方便。《新地》改报纸为杂志版式，插图丰富、选稿要求高，聚集了一大批爱好文学的同学，整天写呀写呀，仿佛语不惊人死不休似的。到了1985年学校迁到西峰，参加过庆师宁师文学社年会后，正式成立了"原上草"文学社，确定社歌为"小草"，定期组织社员开展读书、写作交流，煞有介事地编印文学刊物《原上草》，在文学狂热的八十年代，这份油印刊物团结了一大批同学，多篇作品被《北斗》杂志选用，也培养了一批"写手"，毕业后陆续被选拔到文化艺术行业，或转行到行政单位从事文秘工作。记得我们的创刊号上印有贾治龙、陈默、高凯、杨永康的题词，是将他们的手迹蒙在透明蜡纸上刻版的。

多年后，庆师原上草文学社的成员一听到"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的旋律，无一例外感叹岁月匆匆、往事悠悠、回忆满满、情谊深深，以至于泪水涟涟 。

那无疑是天下最好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