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积极抗日的爱国将军

邓宝珊(1894—1968)，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一军军长等职。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共合作抗战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此时邓宝珊尚在兰州，他与中国共产党驻甘代表谢觉哉等同志来往甚密，支持办事处的工作。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赴榆林就任。邓宝珊不辞艰险，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十分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军事、政治力量，把他们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邓宝珊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毛泽东同志曾致信邓宝珊：“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

　　邓宝珊出生于甘肃天水平民之家，幼年丧父，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几天私塾就失学了。15岁当兵至新疆伊犁后，十分思念家中老母，可是他识字太少，连一封报平安的家信也不会写。他打听到驻地附近有一位能断文识字的老先生，就去投师求教。到了老先生家，邓宝珊恭恭敬敬地说明来意，但这位老先生哼哼叽叽了老半天，态度暧昧，始终没说一个“行”字。老先生家里，除了他的老伴外，别无他人。邓宝珊见先生家水缸已空，二话没说，抓起扁担，就去挑水，水缸担满了，便悄声离去。从这天起，邓宝珊天天来挑水，却不提投拜师的事。这样一连挑了十几天水，老先生被感动了，找出一本《秋水轩尺牍》，说：“来吧，就学这个，认会一篇背一篇!”过了半个多月，在老先生的指点下，邓宝珊熟识和背会了书中15篇文章后，就自己动手给家里写出了第一封信。

从此之后，邓宝珊走上了自学文化知识的道路，最终成了闻名全国的一代儒将。

邓宝珊，西北军中的一块吸铁石、和事佬，最善于在双方剑拔弩张的时候玩辕门射戟的把戏，五原誓师后，西北军势力在甘肃急剧膨胀，和当地力量发生激烈冲突，猛将吉鸿昌和马仲英拼大刀片，打的两败俱伤，总算赶走了这个娃娃司令(笔者按：此即第三次河湟事变，当时回汉仇杀，惨不忍睹。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冯将大战，而邓宝珊对此也有一定责任)。但地方上对西北军也是顾虑重重。冯玉祥(笔者按：其实是蒋介石)就派出邓宝珊，轻袍缓带，恩威并施，很快稳定了后方的局面。

提起新一军来大家都想到孙立人的“天下第一军”，可这个番号最初是属于邓宝珊的，他当了军长，看到当地百姓穷苦，不愿扩充实力，一个军只设两个旅，被人笑话为“新半军”，体谅民情，一至于此。但是邓并非不能打仗，1946年榆林城下死守大战，整整一个彭德怀第一野战军徒呼奈何，令胡宗南嫡系的钟松之流难望其项背。

邓宝珊曾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促成了杨虎城的出国考察。

当中国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时，邓宝珊向蒋介石进言：“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出门后于右任埋怨他：“你不要沙(陕西方言人头的意思)了!”

当内战不可避免地打起来后，他又在解放军和北平傅作义之间来往斡旋，最后以傅作义全权代表的身份，同解放军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为保卫北京这—历史文化都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北平晚报》誉为“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钥匙”。

解放后，邓宝珊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甘肃省主席，当时号称“南程(即程潜，他是湖南省主席)北邓”。

解放前，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兰州时，曾给兰州赠送了一些甜瓜种子，兰州人试种后效果极好，便把这种甜瓜叫“华莱士”，解放后被邓宝珊改名叫“白兰瓜”至今。

邓宝珊作客中南海时，曾问毛泽东为什么突然对榆林发动袭击，毛泽东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1960年，毛主席在北京收到了邓宝珊(时任甘肃省长)呈送的—样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而成的食物，这种食物是当时甘肃人赖以生存的东西。他的这一举动，受到了当时省委领导人的埋怨、担忧和攻击，而他却处之泰然，他说：“我个人的进退荣辱并不是什么大事，群众的吃饭问题要紧。”

　邓宝珊·成才苦心识字成儒将

邓宝珊出生在平民家庭，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境因此败落，他只读了几天私塾就失学了。

15岁的时候，邓宝珊当兵去了新疆伊犁，那里人烟稀少，十分荒凉，生活很艰苦。邓宝珊特别想妈妈，想写信却识字太少，连一封简单的报平安的家信也不会写。

邓宝珊想要读书识字的愿望再一次被激发了。他打听到驻地附近有一位能断文识字的老先生，就去求教。

到了老先生家，邓宝珊恭恭敬敬地说明来意，但这位老先生哼哼唧唧了老半天，就是没说一个“行”字。老先生没有儿女，邓宝珊见先生家水缸是空的，二话没说抓起扁担就去挑水，水缸担满了，他就悄声离去。从那天起，邓宝珊天天给老先生挑水，却不提拜师的事。

这样一连挑了十几天，老先生被感动了，找出一本《秋水轩尺牍》说：“来吧，就学这个，认会一篇背一篇!”过了半个多月，在老先生的指点下，邓宝珊给家里写了第一封信。从此之后，邓宝珊走上了自学文化知识的道路，最终还成了闻名全国的一代儒将。

从邓将军的墨宝中可以看出邓宝珊“儒将”之称不虚。邓将军有几幅作品，上面书写的是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清平乐·会昌》三首词(注：会昌一词不全)，落款为“寒松”，钦“邓宝珊印”名章。通观这些作品，足见邓宝珊的功力深厚、行笔流畅、沉稳而大气。

邓家花园在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后街4号，占地27亩。

1922年，甘肃督军张广建的副官韩仰鲁购置清代先农坛，建仰园，当时俗称韩副官花园。园内有假山、池塘，花木繁茂，所植牡丹、芍药多为珍品，依靠水车引黄河水灌溉。

1933年，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邓宝珊先生购置了仰园。1941年，邓夫人崔锦琴及子女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中罹难，葬于园内，于右任将它改题为“慈爱园”。

新中国成立后，该园成为甘肃省省长邓宝珊办公兼居住的地方。

20世纪60年代初，邓宝珊表示要将花园献给国家，但有关方面婉劝他继续住在这里。

1982年，邓宝珊先生的子女又将慈爱园捐献给国家。1985年由甘肃省人民政府投资修缮后，改为邓家花园，简称邓园。

邓家花园南部为仿古建筑群，园中部假山重叠，叠石累累。池里荷叶间喷泉泻珠，游鱼戏水。东南曲折回廊通向—座小院，小院东南侧有一排出檐木结构平房，木雕的窗棂使平房显得清秀古雅，房内置茶几、沙发，墙上挂着名人字画。西部一排平房现辟为游艺室、画室。向北一堵漏窗短墙中间开着一道月亮门，题额“邓园”。院西南一隅为邓家子女住的地方，中间是邓宝珊先生办公和住宿的地方，现在全院辟为邓宝珊先生纪念馆，馆内陈列着邓宝珊用过的实物。东部为花园，花木繁茂。园北部为邓夫人崔锦琴墓，碑正面是于右任书“邓夫人崔锦琴之墓”。邓园的整个布局采用“园中园”的风格，大园套小园，庭院带花园，层次丰富，富于变化。

邓宝珊在园内接待过贺龙、陈毅、梅兰芳、叶圣陶等各界人士。

甘泉寺位于天水市麦积区南约十五公里的甘泉镇。今天，条石砌筑的八角形甘泉仍保存完好，泉水清澈。泉前，古柏两棵，苍劲挺拔，其中一柏又寄生一棵槐树，槐树中又寄生一棵椿树。邓宝珊先生生前称赞三棵套生树为：“柏槐孕椿”。

甘泉寺内有两株玉兰树，高约二十五米，围约二米，这两株高大的玉兰树每年春天蓓蕾绽放，花开满枝，远近游人纷纷而至，饱览兰花琼枝，流连忘返。1954年，邓宝珊先生为此写下了“万丈光芒传老杜，双柯磊落得芳兰”的诗句，后来又请国画大师九十五岁的齐白石老人书写“双玉兰堂”四字。

1959年国庆节，邓宝珊和吴鸿宾同志托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将齐白石所书做成白底蓝字的匾额悬于寺内殿宇门上面，“双玉兰堂”由此得名。

邓宝珊是老同盟会员，曾参与了伊犁起义、护国战争、护法斗争、北京事变、国民军东征、西安事变、北京和平解放等一系列重大的事件。